要加快推动设市的改革。1997年以后设立县级市的工作就停了，最近又有所放松。国家城镇化规划颁布以后，设市政策有了相应的调整，这个调整意味着达到一定人口规模的镇就可以直接设市。设市涉及到行政管理问题，机构和人员编制等问题，在这方面，浙江做出了很好的探索。过去认为特大镇进行改革是不是要解决相应的机构和编制问题？我们认为情况未必是这样，这种“小政府大社会”“小马拉大车”，应是未来县以下行政机构改革的重要方向。这么少的人员管理这么庞大的规模，这么多的经济总量、企业、外来人口，不但没有给国家增加负担，而且上交了大量的财政，提高了管理效率，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其中的重要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如果这种制度性的问题得到破解，将来一些特大镇设市的障碍将逐渐化解。中小城市的数量远远多于大城市，如果把更多的机会和发展权释放给这些城市，既符合未来城镇化改革中增强中小城市活力的方向，也会给这些城市的居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用市场化方式化解融资难题
《经济参考报》：投融资的问题是现在地方政府面临最大的问题之一，中央政府也特别想破解这个难题，您有何解决的对策？
李铁：当前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是缺钱，第二是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缺钱可以想出各种各样的融资形式，但无论债务、债券、银行等等，总得要还。现在普遍的现象就是拿未来的土地出让来解决眼前的问题，造成城市空间不断扩大，需要通过房地产开发来补，补到最后会有各方面问题，土地一旦扩张了以后，整个城市的发展模式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在研究融资创新过程当中，不仅想解决钱怎么来，还要解决钱怎么还。很多人包括在城镇化规划中也提出，是不是民资、外资可以进入城市基本设施投资领域？那就和政府原有的、国有的垄断基础设施投资运营体制发生冲突，那么他以什么样的形式去进行交换，以什么样的形式改变他的股权结构？是不是会动了政府利益？城市长期形成的福利体制中，包括基础设施价格的福利，现在全国水价、电价都还有强大的福利成本。想要民资和外资企业进入城市的基础设施领域，进入地铁投资、公路投资，包括城市基础设施运营和管理，可是在现行体制下，进来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进来了能不能解决生存问题。过去为了保稳定，增加福利，政府通过补贴的方式导致了基础设施的低价格，例如像地铁价格，北京是世界最便宜的。华北地区极其稀缺的水资源，用水价格相当于欧洲的六分之一。如此稀缺的资源，价格失真，通过政府补贴来实现。这是整个融资创新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改革不是所有主体的利益都能保证的，否则改革根本进行不下去，价格改革就是如此，必须动这个价格体制，才可能有外资进来，获得经营的利润。
很多改革的内容，都来自于发展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这些年，虽然试点政策不多，但是在试点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所存在的种种体制性的矛盾，或者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都已经作为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成为政策制定的背景。未来的城镇化，也要利用试点推进改革。在当前的形势下，改革的动力虽然取决于公众和社会，但是重点在于政府。因为所谓的改革要取决于政府的决心。毕竟过去延缓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障碍，都来自政府。政府得自己改革自己，在面对市场化需求时，发现自己存在种种问题。政府的改革力度有多大，取决于政府对问题的认识有多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