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落民主自治的要点
要解决以上问题，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改革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方法，整治外部环境，用法律来规定国家与村落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关键是要开发村落自治资源，加强村内自律，形成公共秩序，改造和整顿现有的社会结合关系。依据“场”与“类”的理论，采取“聚类为场”，创造村落自治的集体资源。因为现代政治学已经证明，作为权力的基础“集体资源优于个人资源，而且这种资源由比较稳定的集团和组织拥有时也更加持久”。以前陆学艺等的农村调查已经表明，农村民主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支持权力的集体资源，即“群众自发组织的社会经济团体尚未充分发展”。问题的关键是要重视村落的自治能力建设。因此，要将公共事务进一步落实到具体村民身上，使村民真正地将自身利益与村中的公共活动联系起来。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就是建立农会。目前的村民委员会兼有自治组织、政权机关和经济团体的三重性质，农民并不完全认为其是他们自己的自治组织。据此，或可借鉴日本农协的经验使农会成为农民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并拥有一定的议政权，特别是在维护农民利益上，要从由农民个人或临时性、不稳定的群体来进行，改为由正式的、稳定的组织性行为。现在许多突发性群体事件往往是在议论、沟通不畅情况下，由一些非组织的个人带头造成的。这种行为往往缺乏理性，致使事态恶化。
第二，建立邻里小组。目前在村民委员会下的村民小组来源于原来的生产队，规模依然较大，农民之间平时沟通很少。由村民小组产生的村民代表会议，其代表性不强，也不能充分发挥村民个人的参与意识。根据中国农村邻里关系密切的特点，可以建立10户左右的邻里小组，由小组代表组成村民代表大会。建立这种规模的邻里小组，在这个亲密接触圈中讨论村政，就可以充分调动起村民的权利和责任意识。
第三，鉴于中国传统村落缺乏自治资源，即使实行村民自治，依然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国家基层政权不能推卸责任，放手不管。现在村民普遍反映，上面来的干部很少能见到，有些人怀念人民公社时期的下乡干部。为此，可进一步畅通农民了解国家政策的渠道。还有其他方面，比如建立各种耕种、养殖、科技、文化和娱乐协会，鼓励成立专业合作社，承认其在自治体中的位置等。这是超越了宗族和地缘关系的功能性组织，有利于体现各方面的利益，可以保证村落权力的公正使用。
另外，对于中国村落中已经具有的传统社会结合，例如宗族、宗教组织，也不能一概而论，应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引导利用。宗族血缘关系是一种先天决定的社会关系，其结合原理与开放、公平的现代社会结合原理是相矛盾的。鉴于村落中的宗族结合依然顽强存在，可以利用那些开明的宗族老人教育族人遵纪守法、移风易俗。解放前共产党在农村根据地时，多利用一些德高望重、深明大义的老人开展工作，效果很好。对于农村宗教，特别是那些扎根于农民心中的传统民俗宗教必须有所重视。不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民俗宗教提倡改恶从善、与人为好、自我牺牲的精神，教育人们洁身自律，提高精神境界等，这些都是长期以来村落共同生活经验的结晶，它有利于改善村落人际关系，维护共同价值规范，稳定社会秩序。当然，对于邪教必须坚决打击，现阶段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依然严重不足，应该使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作者为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信息学院教授，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特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