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困境：仿效美国的家庭农场，一味贪大的经营方式暗藏危机
效法苏联的恶果余悸尚存，仿美的热浪又高潮迭起。今天，一些地方以极大的热情引入美国的“家庭农场”种植模式，采取动员、诱导甚至强迫的办法推行大规模土地流转。但对于地少人多的中国广大农村而言，土地只能适度规模化。
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和焦点，热炒的背后存在着明显的认识误区、行为偏差和利益诱导。一是在思想认识上，将加快土地流转作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路径，把土地规模经营等同于建设现代农业。一些人根据“富裕农民就是减少农民”的大前提，从宏观的、理论的和逻辑的角度推理，得出“必须大搞规模化经营把农民挤出土地来适应城镇化进程”的结论。二是在行为方式上，延袭“大一统”与“军事化”的工作方法，片面追求政绩。有的地方不顾群众的意愿和利益，片面强调受让方的利益，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搞硬性捏合或强制收回农户承包地“垒大户”。三是在利益诱导下，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以乡养城”和“以地生财”。随着城镇非农建设用地实行市场化出让，土地出让价格大幅上升，但向农民集体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仍处于很低的水平，土地出让的价格远远高于对农民的补偿。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应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需要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可称之为“行政流”。把一户不足十亩的承包地分为七八块，怎样合成一块，实现化零为整的户内初级流转，这是一家一户办不了、也办不好的事情，必须依靠集体组织统一行动。当年靠行政力量细分，今天还应靠行政力量整合，在此基础上完成确权登记颁证。这方面，安徽蒙城、河南民权等地都有很多成功经验。第二个层面，需要市场推动的，可称之为“市场流”。在完成“一块田”行政整合、做好确权登记颁证的背景下，是合作、入股，还是出租，由农民按市场规律自由选择。政府只应做好服务，不可强行干预。第三个层面，需要法律推动的，可称之为“法律流”。如抵押、担保、买卖是现行法律不允许的，必须在国家修改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的前提下，才能依法流转。当前各地政府应充分理解中央提出推进土地流转的初衷，充分尊重农民的选择。首先应做的是抓好“行政流”，做实“一块田”，不应只紧盯着“大规模”的企业规模化，而不屑于“小规模”的家庭规模化。不应过分热情地插手“市场流”和“法律流”，使该做的没做好，不该做的做过了头。“行政流”是“市场流”和“法律流”的基础，只有做好“行政流”，才能顺畅推进“市场流”和“法律流”，不然将埋下许多隐患。同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几个问题：一是不能不顾中国的现实，违背经济规律。土地流转与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农业生产率水平、农民自身综合素质、资本进入农业的速度等相关联。二是不能让外力挤压推进流转。让“依法自愿有偿”真正落到实处，尤其要杜绝为了政绩强迫或诱骗农民流转土地的行为。三是不能剥夺农民的发展权。保障出让土地农民有租赁收益、土地资源利用率提高的收益、务工就业的收益和“项目、基地+农户”的产业增收的收益，留给农民分享利益增长的“活口子”。四是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矛盾和隐患。既要解决如何“流得动”的问题，更要解决好如何“流得对”、“流得顺”、“流得稳”的问题。五是不能让征地制度“打折”、“缩水”。警惕耕地占补平衡的“数字游戏”，建立耕地占补中的综合效益评估与补偿机制、易地补充耕地的粮食生产考核机制。六是建立农地经营的准入与退出制度，经营农地应予设限，不是谁都可以圈地而不产生效益。退出经营也不得损坏地力等，否则应予以补偿。
美国农业的逻辑目标是追求劳动力产出最大化，中国农业的逻辑目标是追求土地产出的最大化，以人少地多的美国农业经营模式移植想象，解决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问题，带来的只能是一如效法苏联的折腾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