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0年以前，中拉经贸合作发展十分缓慢。随着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对拉美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同时，拉美巨大的商品和投资市场加上其丰富的经济资源对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主席连续两年访问拉美，有助于推进中拉经贸合作速度，充分发挥双方潜力，更好地实现双方的经济互补性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提升南南合作水平与层次，改进和完善全球治理结构与机制。只要双方今后在继续增进信任的基础上，共同努力铲除贸易保护主义藩篱、尽可能地促使投资与贸易在不同产业间实行更平衡的布局、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就会在经贸发展、工业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合作等方面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中国—拉丁美洲经贸合作 机遇 挑战 趋势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之间的关系进入良好发展新阶段，双方的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成功地助推中拉经贸关系加快发展：一是在历经了15年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之后，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为开启中拉经贸发展的新时代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2008年11月5日，中国政府首次发布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了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政策目标以及新时期中国对拉美各领域合作的指导原则。
此后，中国更加重视和积极推进中拉合作。2004年11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问拉美时提出，中国希望和拉美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2012年6月2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发表了题为《永远做相互信赖的好朋友》的演讲，全面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强中拉合作的政策主张，为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迈入新阶段指明了方向。2014年7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阐述了新形势下中国的对拉政策主张，提出了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的新格局，并提出了打造“1＋3＋6”合作的新框架。至此，中国提出的关于中拉经贸合作关系的宏伟蓝图就非常清晰明朗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拉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双边贸易投资量不断增加。从贸易来看，2000年以前中拉贸易规模很小，进入新世纪后实现了快速增长，2000年突破100亿美元（126亿美元），2011年突破2000亿美元，2013年达2616亿美元，2013年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19.8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6.3%，而且保持了比较好的进出口大体维持平衡的状况（图1）。
从投资来看，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拉美的投资迅速增加。其中，2010年是中国对拉美投资快速增长的一年，从流量看，达到了105.4亿美元，同比增长43.8%，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15.3%；从存量看，总量达到了438.8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3.8%。①拉丁美洲目前已成为仅次于亚洲地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第二大地区。截止2012年底，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存量已达682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2.8%。②
随着中拉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双方对金融合作的需求也“水到渠成”，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客观上也促使中拉加快了金融合作步伐。2009年1月12日，中国正式成为美洲开发银行第48个成员国；2009年4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阿根廷中央银行正式签署了总额为7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009年以来，中国分别与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西等国签署“贷款换石油”协议；2007年中国与委内瑞拉设立联合融资基金以后，中国不断向该基金增资，等等。总之，目前中拉经贸合作已经形成了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三大引擎共同驱动的良好格局。
21世纪以来，中拉经贸合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以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界点，这种机遇体现为前期旺盛的世界需求和“后危机时代”的结构转型。得益于世界经济繁荣和比较恰当的经济政策，2003～2008年拉美地区年均经济增长超过5%，人均GDP年均增长超过3%。其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对初级产品的旺盛需求也从一定程度上帮助拉美国家较为顺利、平稳地度过了国际金融危机。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了结构调整的外在压力，中拉经贸关系也因此而顺势转向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基础的深度合作，进一步合作前景广阔；同时，中拉经贸关系也面临着许多挑战，譬如说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第三方因素”影响增强，等等。中拉双方应该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将中拉经贸合作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发展新阶段，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战略机遇
新兴市场群体崛起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经济全球化从两个方面得以进一步加速，即国际分工由垂直转为水平发展和技术转移因跨国公司的扩张而更加普遍，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发展中国家凭借着“后发优势”，广泛地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在较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并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最为集中的两大地区——亚洲和拉丁美洲均获益于此，并见证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集体崛起。特别是，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投资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客观上为深化中拉经贸合作开创了十分有利的新环境。
首先，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从“大西洋”转向了“太平洋”。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ECLAC）的数据，2011年全球GDP增长4.4%，其中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欧盟国家、日本等）贡献了其中的1.22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拉美和加勒比、亚洲发展中国家、中东和北非、中东欧）贡献了另外的3.18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2%，而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拉美地区国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8%和9%，这足以说明“后危机时代”亚洲和拉美地区已经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其次，世界贸易格局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以拉美对外贸易格局为例，美国等传统发达国家占拉美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国家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虽然仍是拉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其所占份额已经显著下降。从出口看，2000～2010年美国占拉美出口总额比重从59.7%下降至39.6%；从进口看，美国所占比重从50.4%下降至29.1%，两者均下降了约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和拉美国家内部占拉美进出口的比重均显著上升。③
最后，世界范围内FDI流入呈现此消彼长的特征。发达经济体吸收的FDI占全球FDI流入总量的比重从2005～2008年的年均占63%降至2013年的仅占40%；相应地，发展中经济体所吸收的FDI所占比重则从2005～2008年的年均仅占32%大幅增至2013年的占52%，其中拉美地区（不含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从7%增至13%，发展中的亚洲经济体从20%增至28%。④
南南合作水平提升改善全球治理机制。新兴市场的群体崛起不仅缩小了它们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多边组织中的力量对比，而且通过务实的南南合作有效地改善了全球治理机制。从G7到G20，彰显出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迅速上升的影响力，而且以“金砖五国”为代表，新兴市场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以及促进经济可持续与平衡增长等方面达成了深刻共识。在2014年7月刚刚结束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金砖五国决定建立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平均出资）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和基金总额为1000亿美元（中国出资410亿美元，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各出资180亿美元、南非出资5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这两大机制被国际舆论公认为金砖国家迄今最重要、最务实的机制性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特别是，“应急储备安排”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突破地域限制所创建的集体金融安全机制的一种重大尝试，将为金砖国家建设性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它们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提供重要平台，并最终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做出其独特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