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互补有助于构建中拉经贸合作的坚实基础。优势互补是中拉经贸合作的起点与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资源禀赋而言，拉美是一个资源富集地区，不仅资源储量大，而且种类繁多、品种齐全，石油、天然气、黑色与有色金属矿，以及农林牧渔资源应有尽有；而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正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严重约束，除在节能减排上做足“节流”的功夫外，同时需要从国外市场寻求“开源”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拉美是中国工业原料的重要供应地，也是中国能源供给来源多元化的重要支撑。
第二，从产业发展来看，中国与拉美表现出明显的产业互补特征。中国工业从无到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发达的现代工业体系，制造业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反观拉美，20世纪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导致拉美地区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进而导致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因此，目前就形成了中拉之间客观上存在的“中国出口制成品，拉美出口初级产品”的十分显著的互补特征。目前，拉美国家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其亚洲邻国向发达国家间接出口的平台（它们是中国制造业所需的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的供应商）。因此，拉美国家积极参与到亚洲供应链和价值链之中，将直接成为中拉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的强大动力，有利于提升双方互补性的层次和水平，打造双方互利合作的“升级版”。
第三，从资金实力来看，一方面，凭借庞大的经济规模、充裕的外汇储备、较高的金融盈利能力和在国际金融领域日益增多的话语权，中国有能力帮助拉美国家积极应对贸易融资萎缩、金融机构流动性短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等困难与问题；另一方面，不断创新的金融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多元化，而且有助于中国克服资源“瓶颈”，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有利于深化中拉经贸合作层次。从需求结构来看，中国和拉美经济增长方式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增长不协调。就中国而言，1978～2012年，中国消费率逐渐下降，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已下降至40%以下，同时投资率逐渐上升到了40%以上（表1）。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拉动，长期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产能过剩和受外部市场的影响明显。就拉美地区而言，其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80%，其中私人消费在1990年以前占比超过70%，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占比逐渐降到了66%左右。总体而言，最终消费（确切说是私人消费）始终是拉动拉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除20世纪70年代外，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都低于20%，年均大约在17%～18%的水平（表2），拉美地区的投资率整体比较低。从国际经验来看，作为发展中国家，仅靠消费驱动是不足以推进其经济快速增长的。
目前中国和拉美都处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期。由于调整结构、转变方式，中国经济增长近几年出现了放缓的情况，2010年到2013年，增长率从10.4%依次降至9.3%、7.8%和7.7%。从各种迹象分析判断，这种现象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预示着中国经济开始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增长期转换，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开始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向主要依靠内需拉动转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逐步增强。但对于拉美国家而言，则需要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更加注重产业政策和吸引外资的作用。因此，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双方可以互相借鉴经验与教训，而双方进一步的经贸合作将有助于促进这一转型的完成与成功。
习近平主席两访拉美提速中拉经贸合作关系。2013年5月31日至6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进行了国事访问。2014年7月15日至23日，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并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进行了国事访问，还出席了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习近平主席就任一年多以来两次访问拉美，体现出中国主要领导人对拉美的重视程度，凸显了“拉美元素”在中国外交新布局中的独特位置。习近平主席出访拉美期间，中国和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4国累计签署各类合同和框架协议150多项，涉及金额约700亿美元，涵盖能源、矿业、电力、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领域。而且，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时，一致决定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宣布成立中拉论坛。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促进中拉合作的一系列倡议和举措，包括10年内力争实现中拉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对拉美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正式实施200亿美元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全面启动中拉合作基金并承诺出资50亿美元，等等。因此，未来十年将是中拉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战略机遇期。
现实挑战
世界经济增长仍存在不确定性。“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会给中拉经贸合作带来不利影响。首先，引发粮食危机、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具体而言，全球粮食供求依然处于弱平衡状态；石油价格有可能因局部地区冲突和动荡再度飙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后果还在持续发酵，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其次，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出现分化趋势。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伐不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面临不同程度的下行压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降至3.4%。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分别为1.7%、1.1%和1.6%。中国、巴西、墨西哥经济增长分别为7.4%、1.3%和2.4%，比4月预测时分别下调0.2、0.6和0.6个百分点。最后，因增长分化导致的全球宏观政策难以协调。在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欧盟和日本继续维持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刺激。同时，随着美国加快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美元升值预期不断增强，并吸引国际资本加速回流到美国，造成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资产价格暴跌。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宏观调控面临应对经济下行和加息抑制资本外逃的两难选择。
贸易保护主义有卷土重来之势。鉴于世界经济增长低迷，部分国家开始实施通过“重振工业化”、“出口倍增计划”等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竞相争夺出口市场引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甚至大有爆发汇率战之势，不仅有些发达国家搞贸易保护，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也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根据WTO提供的数据，1995～2012年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总量为916项，其中有248项来自拉美地区，占27%。同期，中国遭受反倾销措施的数量为664项，其中168项来自拉美各国，占25%。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是拉美地区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位居前三位的国家，分别达到67项、36项和20项。⑤中国企业应该对此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一方面，面对贸易摩擦要利用多边体制积极应诉；另一方面，可考虑逐步地减少并最终停止低附加值产品对这些国家的出口，通过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寻找与拉美国家实行产业内贸易的新机会。
投资不平衡引发的担忧与质疑。随着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不断增加，部分拉美学者的担忧和质疑也开始增加。他们的担忧与质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从行业分布看，中国对拉美投资的90%集中在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自然资源开采领域，因此有人担心这种开采自然资源的投资方式会阻碍拉美地区的工业发展和技术升级，进而加深拉美地区的“去工业化”程度；第二，中国在拉美自然资源领域的大额交易大多是由国有企业主导的，因此有人担心中国企业通过交易从拉美地区所取得的各种资产最终会集中到中国政府手中；第三，中国的农业投资往往被融入中国的产业价值链中，而不是就地加工实现增值，从而减少了留在拉美国家国内的附加值；第四，中国公司在其项目开发过程中，往往对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问题不太敏感，重视不够，因此劳工纠纷和环保争议等时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