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问题
就《资治通鉴》记载所言，子思首先谈到用人的问题。子思向卫侯推荐说，苟变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其才能足堪带领战车500乘。春秋战国的战车一乘，最多可以带兵70余人。能够指挥500辆战车、数万大军的，必然是大将。可是，卫侯连忙解释说，苟变诚然有军事才能，但是品行有瑕疵。他曾经在征收赋税的时候，白吃了人家两颗鸡蛋，所以废而不用。子思对此大不以为然，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大意是：优秀的领导用人，犹如巧匠处理手中的木材一样。用其所长，弃其所短。子思的话道出了两点道理。第一，选拔人才要取其长，容其短。唐太宗就说过，人之行能（才能、品行），未必兼备。第二，现在是非常时期，大争之世急需人才，更应该有包容心。苟变虽然吃了民家两个鸡蛋，毕竟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应该用其长才。唐人赵蕤《反经》（又称《长短经》）里说：“含垢藏疾，君之体也。”“垢”和“疾”都不是好东西，但是，君主应该能够包容，特别是在创业时期，急需人才之际，应该用“最大公约数”来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没有“含垢藏疾”，一味求全责备，何来共图大业的“统一战线”？
卫侯似乎明白了子思的意思，说“谨受教矣！”客气地接受子思的教诲。子思是社会名人，《中庸》一书即出自其手，卫侯不得不顾虑其社会影响，听取其言论。可是卫国君臣之间的关系却不是这么回事。“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卫侯决策错误，可是其下属群臣却异口同声地附和称赞。子思对一个叫公丘懿子的人失望地说：“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何以这么严重？子思接着谈了他对君臣关系的看法。
决策问题
子思认为，领导人在决策时，自以为是，就听不到也听不进大家的意见。即使领导的意见正确，也应该集思广益，何况决策失误呢？群臣竟然苟同取媚，任由错误发展。领导者不问是非，就喜欢别人顺着自己说话，这是多么昏暗！臣下不管对错，只是阿谀取容，这是多么谄媚！主上昏暗，臣下谄媚，却高居于百姓之上，民众能拥护么？子思的意思很清楚，君臣之间只有相互坦诚，才能众志成城，治理好国家。于是，子思直截了当地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卫侯说：“何故？”对曰：“有由然焉。”子思讲出了他的理由：国君有错误，却自以为是，卿大夫不敢指出来；卿大夫有错误，却自以为是，庶众不敢指出来。这就失去了纠错机制。上面感觉良好，自以为贤，下面的人同声附和，一片赞扬声。岂非自欺欺人！给领导戴高帽子的，就有好处；给领导提意见的，就有祸害。这样下去，正确的决策何从而来！《诗经》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君臣都说自己是圣人，无法辨论是非，犹如谁都分不清乌鸦的雌雄呀。）这话说的不就是你们君臣现在的样子么！
和而不同
子思对卫侯的两条忠告，道出了领导力修炼的核心内容：出主意（决策）、用干部（用人）。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记录鲁穆公问子思：“何如耳可谓忠臣？”（原文多假借字：“可女而可胃忠臣?”）子思回答：“恒称其君之亚（恶）者，可谓忠臣矣。”鲁公“不悦，揖而退之。”能够讲真话，指出国君过失的，就是忠臣。传承子思学说的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曾与齐宣王有一段问答：“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孟子•万章下》）敢于指出国君重大过错，是贵戚重臣的本份。假如多次指正，国君仍不改正，就应该换掉他。这是何等大胆的言论！敢于向领导提意见，弥补国君决策中的失误，不是给领导拆台，而是补台，即所谓“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进谏纳谏，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内在必须环节。约略晚于孟子的大儒荀子（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从操作层面，谈到进谏纳谏的现实意义。
《荀子•臣道》曰：“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这里首先给“臣”的角色作了一个定性的分析：从君之命而有利于君叫顺从，从君之命而不利于君叫谄媚；违君之令而有利于君叫忠诚，抗君之令而不利于君叫篡夺。不顾及君主之荣辱，不顾及国家之得失，只是苟合取容，以保禄位，豢养结交党羽，这种人就是国贼。这里首先是从国君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从表面的依违态度，来定性国君与臣属的关系。
荀子进而又说：“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为己贼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君主决策行事错误，将危及国家政权。大臣们能向君主提出不同意见，被采纳则罢，不被采纳则走人，这是劝谏；意见被采纳就罢，不被采纳不惜以身相殉，这是死诤；若能联合众人，率领群臣百官强制性纠正君主之错，君主虽然不情愿，却不能不听从，从而消除了国之大患，清除了国之大害，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这叫辅弼；如果有大臣能拒绝执行君主错误的命令，借用君之重权，纠正君之错事，使国家转危为安，除去君主蒙受的耻辱，成就国家的重大利益，这叫做匡正。因此，能劝谏、死诤、辅弼、匡正之人，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英明的君主会尊敬优待他们，但愚昧糊涂的君主却视之为寇仇。
荀子的这番“臣道”，把臣属在纠正君主错误方面的职责讲得淋漓尽致，有助于我们理解子思对卫侯的忠告。与西方的权力制约不同，中国古代强调权力协商。和而不同，进谏纳谏，本质上是要求执政者，在重大决策问题上要与自己的管理团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商，一把手权责第一，但不要搞一言堂。尽管道理言之凿凿，可是，在现实政治操作层面，由于缺乏制度化、机制化的约束，全凭领导者的道德自觉，势必出现人存政存、人去政息的现象。像唐太宗与魏徵那样的合作，在历史上不过是凤毛麟角！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认识到的。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