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之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认为，我国实际GDP比公布的要高，我们该怎么理解？
孙立坚：对。因为中国是二元的结构，而且我们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很多民营经济的部分、灰色经济的部分今天并没有计入到我们GDP的统计范畴当中。再加上我们地方一些政府企业的发展，一些民营企业在税负的压力下，他们也想通过压缩自己的产值来规避掉一些税负的负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农业工业的二元结构和我们民营经济的比重较大，以及我们税收改革机制没有到位，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今天GDP的真实价值。
经济之声：厉以宁说，尽管增长率看不出大的变化，但经济总量在逐年增加。在新常态下，经济继续发展要增加哪些新的驱动力，是第三产业要增加，还是产业要升级？
孙立坚：实际上中国在2008年之前，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成本这样一个天生的优势，首先是依靠我们的人口红利，便宜的劳动力。第二是依靠全球旺盛的需求市场，我们的出口动力。第三是我们国家在资源市场给予了各种价格的补贴，所以也给我们企业的竞争力带来很好的竞争优势。第四，我们的政府指明了一个投资的方向，由政府提供很多产业政策、银行信贷的高度配合。这四大动力目前都在减弱。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今天“民工荒”的状态，变成怎么样吸收大学生人才，让海归人才回归本土创业，挖掘这样一些人才红利。第二是我们中资的企业能不能跨越今天出口的壁垒，能够在全球海外投资，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释放我们经济增长新动力。第三是我们今天要重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只有通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让末位者淘汰出局，把所占有的资源释放出来，这样的话，我们资源成本的优势才可以让我们有竞争能力的企业获取较长发展的动力。最后一个就是制度红利，政府要不越位、不错位、重视民生，释放消费的潜力，为我们的企业化解产能，提供很好的市场环境。不越位，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不能光做投资的主体，而应该为市场更好的服务。不错位，就是政府应该把监管作为一个政府职能的重要角色，而不是把管制整合作为自己推动市场的力量。政府如果转变好职能的话，将通过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来提升我们竞争的机制，让好的企业在竞争中胜出，而不是通过政府资源的关系来维持GDP的增长。未来GDP的增长将会通过四大新的红利，来提升中国经济未来的活力和在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
经济之声：对于“钱荒”，厉以宁认为，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发展转型与体制转型并存。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农村对货币需要量很大。根源还在于大量的国家投资。如何看待新常态下的经济难点，找到新的解决之路？
孙立坚：市场是独立的，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解决“钱荒”的问题，简单的通过货币政策投放货币的话，如果没有一个项目收益的话，即使资金进入到实体经济里面，也会流出实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