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古代惩处和预防贪腐职务犯罪的法律制度比较丰富，监察制度比较发达，注重权力对权力的制约，严惩官吏“受财枉法”和“监守自盗”的职务犯罪。研究古代贪腐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惩处，对我国预防职务犯罪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官吏 贪腐 职务犯罪 防控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立官是为了国家治理，而非官吏本身，“立官长以为官也，非立官以为长也。”（《慎子·威德》）“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慎子·知忠》）“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恒公二年》）“官邪”是政权更替、改朝换代的原因。我国古代注意官员职务犯罪的防控，强调重典治吏，以实现对权力的制约。
古代惩治官吏贪腐职务犯罪的历史考察
古代官吏贪腐职务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我国古代官吏贪腐职务犯罪主要表现为贪污和受贿等犯罪。贪污和盗窃统称为“盗”，《汉书·薛宣传》将贪污之盗称为“断官钱自入己也”，《魏书·鲍勋传》记载曲周县吏“断盗官布，法应弃市”，“断盗”就是贪污性质的犯罪，《晋律》称贪污犯罪为“居职其犯公坐”，隋朝将贪污解释为“官物入私”。《唐律》中“监守自盗仓库钱粮”中的“监守自盗”属于贪污性质的犯罪。《大清律》中规定，“凡盗内府财物者，皆斩。”战国时期，《法经》中称为“受金”，作为“六禁”中的“金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设了“请赇”、“受赇”、“偿赃”等受贿职务犯罪，所谓“赇”，“以财求事曰赇”①；“事曲则谄意以行赇。”（东汉王符《潜夫论》）《唐律》将“受赇”称之为“受财”，明清时期，专门以“受赃”来规范官吏受贿犯罪行为。
惩治司法官吏贪腐职务犯罪。西周规定司法官吏“五过之疵”与罪犯同罪。《尚书·吕刑》中有惩治司法官员职务犯罪的“五过之疵”的记载。②秦朝规定司法官吏“纵囚”、“不直”犯罪。为了防止法官徇私枉法或渎职失职，秦律明确规定，法官在审判中有违法行为的要承担刑事责任。《秦简·法律问答》中记载：“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构成“不直”罪。“当论而端弗论，及易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构成“纵囚”罪。凡因过失使判决量刑不当的，属“失刑”罪。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曾“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③唐律规定司法官吏有七种情况要承担责任，即违反有关案件管辖的规定；判决不具引法律正文；超出告状范围审判；断罪应向上级或者皇帝奏报而不奏报的；徒以上罪判决后不告知罪犯及家属让其“服辩”的；违法刑讯的；故意或者过失出入人罪的。尤其强调故意“出入人罪”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出罪”即重罪轻判或有罪不判，“入罪”则相反，是轻罪重判或无罪判有罪。出入人罪的司法官吏，故意者采取反坐原则；过失者减故意者三至五等处罚。
惩治行政官吏贪腐职务犯罪。惩罚官吏职务犯罪是国家机关正常运行的需要。我国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的立法可以追索到夏朝时期，《夏书》记载：“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墨”即贪得无厌、败坏官纪。商朝为预防和减少官吏违法犯罪而专门制订了《官刑》，其目的是“制官刑，儆于有位”。商朝的《官刑》中，规定有“三风十愆”的罪名，犯“三风十愆”罪，要处“墨”刑。西周《周礼·秋官·大司寇》规定最高法官“大司寇”的职责是“以五刑纠万民”，用军刑“上命纠守”，用官刑“上能纠职”，以鼓励贤能，举论失职者。
战国魏国的《法经》六篇中属于职务犯罪的“轻狡”、“借假不廉”、“逾制”等，被列在《杂法》之内。《法经》第五篇《杂法》中有“六禁”，“六禁”中的“金禁”就是禁止官员受贿赂，“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④商鞅带《法经》入秦，改为“六律”，秦朝关于职务犯罪的法律条文散列于“六律”之中，云梦秦简“语书”及“为吏之道”中，反复告诫官吏要“廉洁”。汉朝的《九章》及汉律六十篇中，职务犯罪无专门的篇章，条文也散列于各篇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封建刑律中逐渐形成职务犯罪的单独篇章，除《盗》篇外，先后设了“请赇”、“受赇”、“偿赃”及“违制”等篇来规制官吏职务犯罪，关于“受赇”，《汉书·刑法志》中解释为，“吏受赇枉法谓曲公法而受赂者也。”
唐朝关于职务犯罪的规定，表现出封建法律成熟时期的特征，重视用完善的法律来依法治吏，主要体现在《职制律》、《盗贼律》、《杂律》之中。唐律首次将六种非法攫取公私财务的行为归纳到一起，冠以“六赃”之名，即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其中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的主体都是官吏，赃的多寡是确定罪行轻重的主要依据。
封建社会后期惩治贪腐犯罪出现残酷化趋势，尤其在明清时期。严厉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是明朝立法的重点，《大明律》沿用唐律原有的“六赃”罪名，依照“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的原则，对赃罪的量刑明显重于唐宋。明律对负有监察职责的御史等“风宪官”犯脏，加重处罚。清朝在清律中对职务犯罪规定齐全，延续了封建刑律重视吏治的优良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