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在执政初期开展的反经验主义斗争，增强了全党坚持社会主义前途方向的政治自觉性，但并未彻底解决阶级斗争经验的误用问题。此场斗争在政治和现实层面的不同结局证明，基于确保执政安全和实现国家利益，我党在依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理论化了的苏联模式的用语范式来架构本党执政话语体系的同时，实际上一直坚持进行以我为主的执政探索。
【关键词】反经验主义 阶级斗争经验 自主性探索 执政经验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反经验主义斗争任务的提出与政治化
从革命语境转入执政语境的经验主义概念。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要求其政治建设任务进行相应重大调整，其中就包括建立起本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在此体系里，围绕巩固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中共对其执政任务、活动方式和加强自身建设问题进行审慎分析和高度概括，形成统一、凝练且逻辑严密的用语范式。
经验主义概念在中共旧有革命话语体系中已存在，借指几乎所有被定性为因循守旧式的革命主张和活动方式。但在中共实际革命活动中，教条主义问题才是反对的重点。而转入执政语境，一方面阶级斗争经验已丧失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理论指导则成为标注实践活动科学性的必要条件，这都决定了经验主义概念会被引入执政话语体系并在其中占据关键位置。在尚未进入实际执政活动的检验之前，这种对旧有革命经验的筛选，坚持的是这样的思路：中共放弃残酷的阶级斗争手段，而将本党在斗争中磨练出的坚强革命意志继承下来，借以推动和平建设。
依此思路，在中共初建执政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诸如发动群众、调查研究、艰苦奋斗、谦虚谨慎和戒骄戒躁等原本依托于阶级斗争环境而形成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被从其原有阶级斗争式的产生环境中抽离出来，以优良革命传统式的符号语言，标志为超脱于经验主义问题之上的正确经验总结。相反，革命时期中共借以开展阶级斗争的一整套具体工作经验，则被置于经验主义问题的范畴之内，警示全党引以为戒，并对外界宣示中共放弃暴力手段而转入和平建设的决心。从此意义上说，在大规模执政实践开始前，尽管尚无从印证反对经验主义问题的实际必要与可行性，而为了宣示良好的执政形象和进一步改善执政状态，中共依然会提出反对经验主义问题。由此，反对经验主义斗争就成为中共一项预设任务。
经验主义概念的系统化。由于反经验主义任务的预设，在大规模执政实践开始后，反对经验主义一度成为中共对执政活动进行查错纠错的主题内容。历史地看，中共执政初期的大部分活动，例如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增产节约运动，都对民众动员规模和动员程度提出了极高要求。党群特别是基层干群关系，对中共执政任务的实现施加直接和重大影响。在此情况下，基层干群关系成为中共监测执政活动是否出现失误的基本依据。
由于反经验主义任务的预设，在各级党委阐述为何产生及如何解决基层干群关系问题时，经验主义概念就一度成为了“关键词”：基层出现干群关系紧张问题，被归结于基层党员干部的经验主义错误和政策水平低下；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须从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政策和理论教育入手，坚决反对其经验主义问题。在此背景下，1950年整风运动开展起来，成为中共执政后基于反对经验主义的首次重大实践活动。此次运动开展的结果，似乎从现实角度有力证明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正确性，为中共进行相关理论论证提供了实践素材和现实动力。
进入1951年，中共以反对经验主义为切入点，迅速掀起全党理论教育的高潮。在此过程中，中共对为何及如何反对经验主义进行详尽论述，由革命语境转入执政语境下的经验主义概念，开始具有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
首先，关于经验主义的定义。经验主义被定义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以为感性认识不必上升为理性认识”。其次，关于经验主义的定性。经验主义被定性为主观主义错误，“割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①
最后，关于经验主义的政治表现，则被概括为忽视理论学习的“危险倾向”，催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倾向以至功臣思想蜕化思想”。第四，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路径，即“广泛的有系统的理论学习”。②
上述基于反对经验主义的实践活动和理论论证，推动执政语境下的经验主义概念发展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系统。经验主义概念的系统化，确立了中共反对经验主义斗争中的用语规范，也指导各地各级党组织在开展此项斗争中踏入整齐划一的步调中，因而产生出的强烈“共振”效果，在全党营造出反对经验主义斗争的巨大声势。反对经验主义问题由此成为各地检查和反思现实工作的主题。
反经验主义斗争的政治化。从现实性来看，要论证反经验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关键是完整界定经验主义问题的实际表现，在此基础上，才能比较准确地评估经验主义问题所带来的现实危害亦即执政损失，也才能合理地证明执政实践中坚持理论指导作用的重要性。
但历史证明，经验主义概念的系统化并没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如前文所述，中共执政之初对经验主义问题的现实批判，是以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问题为出发点，由此首先展开对基层干部单纯任务观点、强迫命令工作作风的集中批判。在旧有革命语境下，基于开展阶级斗争的需要，这种工作方法未被质疑合理性。而在实际上严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中，这种工作方法对于快速推进工作部署也发挥了实效。而当转入执政语境下，将这种对待阶级敌人的工作方法因袭至对待人民群众的工作中，显然丧失了合理性。在实际工作中，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也无疑会对党群关系造成极大损害。从任务执行者的主观角度来看，在中共执政条件下坚持单纯任务观点和沿袭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源于其“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与一孔之见”③，确属于经验主义问题。
但是，联系历史实际情况来看，任务执行者坚持单纯任务观点与强迫命令作风，不能仅仅归结于其“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问题，更重要的原因是上级制定任务脱离了实际情况，使基层丧失了通过正常手段完成任务的客观条件。这个问题在经验主义概念系统化的过程中未被加以体现，极大削弱了反对经验主义重要性的现实说服力。此外，在中共中央1951年2月发出的《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将党内官僚主义问题直至功臣思想、蜕化思想也一律归结为经验主义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也明显缺乏说服力。特别是关于官僚主义问题，历史实践已反复证明，其产生和发展既有超越政权组织形态之上的深刻历史和社会原因，同时也与某一特定政治环境中的权力分配状况密切相关，④其解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远远不是依靠主观上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就能实现的。
上述情况表明，执政语境下经验主义概念的提出和理论化，并不能准确反映现实活动的经验主义问题，因而无法为论证反对经验主义斗争的实然性提供理论支撑。1950年整风运动开展的实际情况表明，很多地方党委直至毛泽东等党内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在此情况下，反经验主义斗争仍然呈现出全面推进的热烈状态，这表明中共中央发动此项斗争显然还有别的考虑。
《人民日报》1951年1月29日发表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社论。文章并未提及为何及如何反对旧有工作经验，而是集中火力批判忽视理论指导作用的实践主张，指出当教条主义在工作上所起的作用已经不大的时候，就必须把反对经验主义这个问题提到更重要的地位。由这篇社论不难看出，中共中央意图通过开展反对经验主义的斗争，引起全党对理论学习的高度重视，在党内形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提高全党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上的自觉性，铲除产生自发性实践活动的思想土壤，确保各地的实践活动都纳入中央预定的轨道中去。
从此意义上说，经验主义概念系统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反对经验主义斗争愈加脱离现实轨道的过程，因而也是此项斗争完全政治化的过程。反经验主义斗争的政治化说明，确保执政活动坚持其既定政治方向，是其时中共中央确立执政思路的根本前提。其时中共中央对理论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主要基于后者的政治适用性—亦即对确保执政活动基本政治方向的强大约束力。后文将详细论述，中共反经验主义斗争中对阶级斗争经验的批判，只是横向否定其在部分任务种类上的适用性，绝不是纵向否定其在执政条件下针对某些特定任务种类的适用性。而经验主义斗争的政治化，又使全党集中注意力于如何依靠理论教育确保执政实践坚持既定的政治方向，却忽视了对阶级斗争经验的误用问题进行更加深刻的剖析，也阻碍了我党对大量执政活动阶级斗争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作出客观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