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经验的纵向沿袭与横向覆盖
阶级斗争经验在特定任务领域的完整沿袭。如前所述，理论上甫一转入执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工作方式应即丧失存在价值，但实际上它仍是各级党组织开展工作的主要手段。历史地看，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时，仅是大规模军事作战的结束，新式经济社会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不管是在新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实质上仍属于民主革命范畴。在政治层面激烈展开反经验主义的斗争时，中共在开展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实际工作中，仍高度依赖阶级斗争的工作方式。
事实证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时，无论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与党本身的状况，都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状况完全不同，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设想更有天壤之别。对中共而言—姑且不论应然性而仅就实然性看，不管是完成遗留民主革命任务还是预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都无法套用别国模式和现成理论。这决定了在执政条件下继续进行自主性探索实是中共的唯一选择。
正因上述情况，中共中央一面极力强调理论指导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又一面提出了注重自主性探索的问题。正如刘少奇所说，全党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要把马列主义变成教条”。现实执政活动中“所遇到的、所要处理的问题都是新的问题，许多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讲过的”，这就需要党员干部“用所学到的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处理”。⑤这说明，由于无法对应现实状况，相关理论丧失了对中共执政活动进行具体指导的客观条件，中共的大规模执政实践实际上只能依靠自主探索来推进。
基于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这种探索首先表现为对旧有阶级斗争经验进行改造式利用的努力。如针对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就对原有的富农政策进行了调整，要求保留富农经济。由此可见，中共对旧有工作经验进行改造，主要是突破对原有阶级斗争对象的规定，而对于仍被纳入阶级斗争对象的群体—如土地改革中的地主阶级，实际上仍沿袭了过去的一整套斗争经验。从此意义上说，由于阶级斗争任务的延续，中共阶级斗争的工作方式实际上被完整保留了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其实际很难被控制在决策者所设定的范围内。在革命战争环境中，对于如何界定阶级斗争对象，中共决策层有统一的思想认识，各地党组织在实际活动中也积累了丰富经验。转入执政条件下，实际上中共党内对诸如是否保留富农经济等问题一直存有争议，阶级斗争对象的调整没有稳定政策支持，而在执行层面，任务执行者对如何具体调整阶级斗争对象也无甚经验，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下，斗争对象扩大的可能性远大于缩小。通过考察中共执政初期的主要活动可以看出，很多地方不仅在执行土改和镇反任务时存有扩大斗争对象的问题，而且将阶级斗争思维扩展至日常性和建设性的工作领域，一些本属干群矛盾的问题被当成阶级斗争问题来认知和处理。
总之，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阶段，中共实际上肯定了阶级斗争经验在一些特定任务领域的现实适用性，造成其从革命环境中被整体沿袭至执政条件下。此外，其被实际运用的对象规模和任务种类都已超出了决策层的预定范围。但由于反经验主义斗争的政治化，这种阶级斗争经验的扩大使用并未得到中共的足够重视和有效遏制，且反过来加剧了我党对政治安全形势的严重估计。一方面，一些本属于基层干群矛盾激化的问题被部分归因于反革命分子的煽动破坏，加剧了中共中央对镇反工作长期性的严重估计。另一方面，建设性活动领域所出现的一些发展变化也被加以阶级斗争思维的解读，引发了中共决策层对社会发展前途的深刻忧虑。这就决定了阶级斗争经验不仅不会因为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基本完成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还会急剧地扩展适用领域。
阶级斗争经验适用任务领域的全覆盖。当完成遗留的民主革命任务之后，开展建设性工作就成为执政活动的主题。这对我党而言是一个几乎全新的活动领域，相关经验储备十分匮乏。由于理论具体指导作用的有限性和经验缺乏，中共中央尚无法对经济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各地的经济建设活动实际上完全处于摸索状态，推动党内形成了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土改后农村已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农业发展中加剧出现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应即开始逐步消灭农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新的阶级分化与农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利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壮大，现时仍应保护和支持农业私有经济的发展，待农业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从表面上看，上述意见都是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只是将理论切入现实的角度不同。实际上却是关于新式实践活动的不同认识论。第一种意见认为新旧实践活动具有相同的规律性，从阶级斗争经验出发，认为新的阶级分化会威胁中共在农村的统治安全。第二种意见则认为，相较革命战争时期，执政条件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体现不同的规律性，因而不能依照阶级斗争经验来估测农村新的阶级分化问题。在中共执政初期，党内关于是否保留富农经济、是否允许党员致富及何时进行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正是基于上述不同意见而展开的。
历史证明，农村私有经济的发展引起了毛泽东的担心。在他看来，党内已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问题，保护和支持农村私有经济的发展是其重要表现。1951年《武训传》批判运动的发动，标志着中共正式提出了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任务。通过城市“三反”“五反”运动和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这项任务被贯彻到中共的经济活动领域。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任务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思维来认识和处理新的实践问题，为中共沿袭旧有阶级斗争经验提供了条件。在刘少奇等党内领导人看来，当建设性任务成为中共执政实践的主题，阶级斗争经验不仅不具备现实适用性，更重要的是不具备政治适用性。而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任务的提出，则使阶级斗争经验的两种适用性均得到肯定，从中共执政实践的整体层面而言，移植阶级斗争经验已经不属于经验主义问题的范畴，大量本被中共认定为阶级斗争经验的误用转而成为了适用，阶级斗争经验在任一活动领域都具备了运用的应然性。在此情况下，中共明确提出要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和危害”问题，上升至其“率领全国人民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斗争”的绝对高度来认识。⑥阶级斗争由此被标示为中共理想执政状态的构成要素，中共也由此实现了对其执政话语体系的重大修正。
对中共执政初期反经验主义斗争的历史反思
应全面分析反经验主义斗争的历史影响。从政治层面和现实层面看，中共执政初期反经验主义斗争有不同的结局。从政治层面看，开展反经验主义斗争是中共树立良好执政形象、确保执政安全的必然选择。此任务提出后，得到各地党委的积极响应，助推全党迅速掀起理论学习的热潮，为中共表述理想的执政愿景提供了话语和理论支撑，为确保国家发展坚持社会主义的前途方向营造了强大的政治舆论。从此意义上说，反经验主义斗争达到了预期目的，有一个理想的结局。但从现实层面看，这场斗争并没有完整、准确地反映和揭示实际经验主义问题，因而也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上述情况决定了这场反经验主义斗争所带来的历史影响至少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明确了中共执政探索的“红线”。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中共党内对何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存有争议，但都明确了国家发展的前途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而反经验主义斗争的开展，就使中共上述基本政治意志贯彻到了执政实践中，明确了地方探索活动所不能超出的“红线”—即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前途方向。这种做法警示了微小实践活动扭转国家整体政治走向的危险性，将确保政权安全内化为对具体实践活动的现实约束力，一直被承袭至今，为中共将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心工作有机结合提供了依据和抓手。
另一方面，它推动了我党对央地组织间权力分配关系的调整。如前所述，在执政之初，中共的地方领导机关拥有较大的决策自主权，地方党委尤其是在经济社会相关活动领域具备非常宽松的探索空间。对此，周恩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解释说：党内权力由分散地方到向中央集中，“将需要较长时间”，“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其积极性”。⑦ 这说明其时党内下沉式的权力分配状况，既有历史原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主观设计的结果。在其看来，未来仍须实现党内权力的向上集中，但现实由于中央层面执政经验的匮乏，必须通过授权地方快速积聚执政经验。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对全局的控制力并未因这种权力分配状况而衰减。如前所述，经过1950年整风运动，实际上很多地方党委已意识到了反经验主义斗争存在脱离实际状况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反经验主义斗争仍呈现出全面推进的热烈状态，这充分展现出中共中央对整体政治形势的强大引转能力。
反经验主义斗争的政治化表明，此场斗争本意上只是要将全党的执政意志统一于中共中央的预定政治方向，由于相关理论和别国模式的现实适用性极其有限，中共中央将其指导作用限定在政治层面，在实际活动中，仍基本依靠地方的自主性探索。在此情况下，理论上，地方的探索自由度仍应维持在较高水平，各地仍可以大量产出关于如何开展执政活动的新鲜经验。但在实际上，由于反经验主义问题被上升至比同中共历史上反对教条主义的高度，地方自主探索的冲动受到了极大遏制。历史地看，中共开展反对教条主义斗争时，决策层面已积累起丰富的革命活动经验，因而此斗争本意上就不是要局限在政治层面展开，而是要根本扭转全党开展革命活动的实际状况。相形之下，中共开展反经验主义斗争时，决策层面对如何进行执政活动的经验储备还相当匮乏，不可能对执政活动进行精细化设计，这就决定了其开展反经验主义斗争必然限定在政治层面。
从此意义上说，其动员全党从认识教条主义问题的高度认识经验主义问题，只是希望借以引起全党对理论学习的足够重视，增强其坚持中共中央预定政治方向的自觉性，并非要打击各地进行自主探索的积极性。但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对历史上路线斗争的深刻体验，则促使其对反经验主义斗争也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警觉性，普遍存在着实际探索活动是否跨越政治“红线”的担忧，特别是经过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地方自主探索的积极性急剧衰减。在此情况下，中共央地组织间的互动活动中，地方反拨中央探索方向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决策层很多任务部署本带有强烈试验色彩，任务部署前预留出很大的调整空间，但下达地方后，则基本呈现出积极呼应的状态，反推任务的加速实施。从此意义上说，反经验主义斗争进一步增强了地方党组织执行中央决策的政治坚决性，且这种坚决性被带入到各项探索活动中，在反经验主义斗争的巨大声势下，以这种政治坚决性代替了探索精神，不当提升了中共决策层对其预设任务可行性的乐观估计，推动其着手向上回收权力。
综上所述，中共执政初期地方党组织决策自主权的急剧萎缩，固然主要是出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但同时反经验主义斗争的开展也对这种情况的出现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也正是从此意义上说，应当对中共执政初期党内权力结构调整的意义做出更为全面的评价。一方面，党内权力的高度集中固然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提供了政治保障。但另一方面，这种集中又建立在地方探索积极性衰减的基础之上，掩盖了中共中央决策中的失误问题，导致我党长期低估坚持地方自主探索的重要性。也正因此，党内权力的高度集中状况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急风暴雨式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改变”⑧，尽管1950年代后期我党曾经做过重新向下分权的努力，但一直“收效甚微，放下去不久又收回”⑨。
应从更多层面来考察中共的执政历史。中共执政初期反经验主义斗争在政治和现实层面的不同结局，
提示可从多层面来考察中共的执政历史。如从中共执政话语体系的演变来考察中共执政史，便于完整勾勒中共对理想执政状态的认识变化过程。而依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来观照中共的执政历程，又利于高度把握中共积累和反思执政经验的总体思路。但是，中共执政初期开展反经验主义斗争的情况说明，中共一些决策的做出，往往有着隐藏于文件字面之下的意图。这决定了单纯从中共基本文献的字面来解读其执政历史，不足以揭示历史的全貌，也提示可在考察中共执政应然状态的同时，尝试交替考察其执政活动的实然状态。
例如，中共执政后，阶级斗争问题并没有被立即标示为政治话语。如单纯从相关基本文献的字面来解读中共的反经验主义斗争，则似乎表明中共基本否定了阶级斗争经验在执政环境下的存在价值，且中共已根本转向了对新鲜经验的探索和积累之中。但实际上，阶级斗争经验已被完整移植到执政条件下，并开始不断扩大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当中共明确提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并使阶级斗争问题成为中共执政话语体系中的理论内核，其实际上也没有套用相关理论和别国经验，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相反是以和平改造的方式实现了国家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共执政初期在依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用语规范来架构其话语体系的同时，实际上仍坚持着自主性探索这一基本的活动方法论。而中共之所以坚持此种方法论，归根结底在于被其视作核心价值的不是成为另一个苏联，而是在确保本党执政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⑩
换言之，中共之决定“一边倒”和对中国发展前途的社会主义规定，并不是以国际层面的意识形态斗争来绑架本国的发展目标，而是中共决策层基于既定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内形势，审慎分析如何确保本党执政安全继而提升执政效率的结果。也正是从此意义上说，中共在执政活动中对理论（包括理论化了的苏联建设模式）和经验的价值认定，归根结底就是围绕执政安全和效率问题来进行：一方面，反经验主义斗争的政治化和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任务的提出，源于中共将理论教育和阶级斗争经验视作确保执政安全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经验被全面引入建设性活动领域，则源于中共将其认定为确保执政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执政效率的最佳手段。在上述情况下，地方党委丧失了矫正中央决策失误的自觉性和能力，中央则对自身预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储备状况作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尽快确立高度集中的权力机制既可确保执政安全又可使执政效率最大化，因而开始向上回收权力。而正是对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的如上价值认定，促使中共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仍旧维持着向上集中的党内权力分配模式。
而从多层面考察中共的执政历史，则提示应从两方面认识中共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历史进程：一方面，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的存在，使地方党委长期成为中央决策的单纯执行者，使中共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自主探索缺乏丰富经验支撑，因而造成对苏联经验的严重依赖。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确保执政安全和实现国家利益始终是中共开展各项活动的源动力，使得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形成后，中央层面仍旧坚持着自主性探索。从此意义上说，苏联模式的盛行和阶级斗争经验的滥用，实质上都是决策层面误判其政治和现实适用性的结果，假设没有这种误判，则中共的实际探索活动中绝不会引入苏联模式或阶级斗争经验。换言之，中共以我为主的执政立场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其实际上从未将所谓国际利益放置于中国国家利益之上。中共决策层面在此根本问题上的一致认识，就使其整体上对重大决策失误进行自我修复的可能性暂小而不消失，这也就便于解释为何在文革结束前后，在已然完全阶级斗争化的政治话语体系之下，中共党内仍能迅速积聚起反拨此种政治意志继而开启改革开放之幕的巨大力量。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注释】
①③⑤《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168～177页，第171页，第119~120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3页。
④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01～102页。
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85页。
⑦《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36页。
⑧庞松，韩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与改革展望”，《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⑨朱培民：“试论建国初期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实事求是》，1988年第4期。
⑩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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