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建立了新的领导集体，其外交政策亦出现新变化。1953年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同年，中共也开始积极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合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包括南斯拉夫，这一思想很快被运用于中南两国关系中。1954年10月13日张闻天大使提出了与南斯拉夫建交的建议。中央在收到张大使的电文后，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与南斯拉夫建交不仅可以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步调一致，还可以扩大我国对地中海国家的影响，向全世界表明我们的和平共处原则，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外交活动。⑥因此，中央同意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由张闻天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驻苏大使进行建交谈判。与中共的积极态度相对应，铁托也发表了声明，高度评价了中国为国际社会做出的重大贡献。⑦1955年1月，中国与南斯拉夫正式建交。
中南两国外交关系的确立，堪称中共外交政策与实践的一个重大成果，意义非比一般。在与南斯拉夫建交问题上，中共采取了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相互分离、区别对待的方式，在保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分歧的同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因为和西方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南斯拉夫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一条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可谓独树一帜，对此，中共并不完全认同。但在另一方面，南斯拉夫积极推动欧洲集体安全，推进普遍裁军，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反对霸权主义，坚决维护不发达国家民族与国家利益。这些外交思想与实践正是中共积极倡导和奉行的。因此，中国对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既不同于对苏联、东欧国家的政策，也迥异于对西方国家的政策。
然而，从1956年开始，鉴于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在东欧引起的政治动荡，苏南关系再度陷入破裂，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再度掀起批判南斯拉夫的高潮。在这场新的政治争论中，中共尽管严肃批评了南斯拉夫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错误立场，以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失误和不当，甚至在中共八届二中会议上还正式对南斯拉夫的错误作出决议。但是，在两国关系上，中共始终坚持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努力将意识形态争论与国家关系区分开来，尽可能团结南斯拉夫，最大限度地维护国际和平、推动世界进步。对于这场政治论争可能波及的中南双边关系，中共千方百计予以维持，在社会主义阵营一片声讨南斯拉夫的喊杀声中，中共保持了与南斯拉夫的正常关系。尽管此后中南关系一直处于低迷中，但双方始终保持了必要联系，一直到1977年中南关系全面正常化。
中共对南斯拉夫外交思想的分析
纵观苏南冲突前后中共对南斯拉夫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既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纯粹功能主义的。该政策既体现了国际共运的政治需要，同时又结合了中国革命的现实，对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全面反映了中共外交思想不断成熟。概括而言，这一时期中共对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与实践表现出两个矛盾性统一：即独立性与整体性的统一、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首先，从中共对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看，苏联的政治态度和外交政策似乎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相反，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外交作用似乎并不突出。然而，虽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苏共向中共提供了巨大帮助，但是这并不能抹煞中国革命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将“联苏反帝”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将维护国际共运的统一，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协作，保持社会主义阵营强大作为中共外交思想的中心目标。为此，在社会主义集团对南斯拉夫的两次思想大批判中，中共与情报局以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在政治上保持了一致立场，坚持在国际上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统一。即使在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问题上，中共也充分取得了苏共的理解和支持，此举全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南斯拉夫外交思想与实践中的大局意识和整体意识。
这并不等于说，在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进程中，中共外交思想与实践缺乏独立性。“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⑧中共在苏南冲突中所表现出的外交姿态，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中共在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协作的前提下，对南斯拉夫的政治主张与实践提出有利有节的批评。即使在情报局内部批判南斯拉夫的高潮时期，中共也没有完全追随苏联与东欧国家，始终没有将南斯拉夫视为帝国主义国家，或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敌对力量。中共对南斯拉夫始终保持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政治与外交姿态。在苏联与东欧各国全面断绝了与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后，中国还顶住各种政治压力，与南斯拉夫保持了一定的联系。应当说，中共在苏南冲突中所表现出的政治态度，全面体现其外交思想中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因此，不能简单认为中共对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完全沿袭或遵循了苏联的外交方针，从而抹杀了其政治独立性。
其次，在苏南冲突前后，中共对南斯拉夫的外交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似乎一直处于变化中，好像缺乏连续性，事实上却不尽然。不可否认，在持续十年之久的苏南冲突期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不断变化，但是苏联与南斯拉夫的矛盾却始终存在。苏南两国关系在这一时期不断反复，历经波折，两党关系更是少有缓和，始终处于紧张和对立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美苏冷战的特殊背景，使中共面临着双重政治压力。因此，在对南斯拉夫的外交实践中，中共以谋求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协作为目标，基本保持了与苏联的一致立场，因而对南斯拉夫外交政策前后出现变化。
然而，这种阶段性变化，并不能掩盖中共对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中政治原则的一致性以及总政策的连续性。这主要表现在，中共始终保持与南斯拉夫的政治接触，坚持团结南斯拉夫共产党，并且坚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批评南斯拉夫的问题，同时坚持两国关系不受两党政治分歧的影响。在对待南斯拉夫的问题上，中共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坚持求同存异的外交态度，坚持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力量，而且始终将这一思想贯穿于对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与实践中，这成为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这一政治方针与政策的连续性构成了中国对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实质。
总之，苏南冲突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留给后人许多思考。其中，中国共产党围绕苏南冲突所制定的外交政策，以及由此所展开的外交实践，尤其值得我们做深入研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诸多外交原则，例如，既要将意识形态需要与国家利益需要相区别，又要使国家对外政策在两者之间达成有机结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国际关系；在国际共运中既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国家现实利益，又不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等等，这些思想和原则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外交实践中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与理论；而且对于指导今天的社会主义外交政策与实践，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1页，第690页。
③［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1977年，北京，三联书店，第10～14页。
④Joseph Rothschild， Return to Diversit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since World War 2，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42.
⑤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案号：109-00772-02，刘少奇副主席接见南斯拉夫记者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1年1月1日～1月31日。
⑦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77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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