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决策者、经济学家和观察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已经基本形成一个共识，认为这是长期、结构性现象，而非短期的冲击现象。国际经验也表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终究要经历一个减速的过程，进入常规增长阶段。从理论上看，实际经济增长率受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约束，即当前生产要素的供给、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的合理经济增长速度。
根据我们的测算，“十二五”期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为7.6%，“十三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为6.2%。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在7.7%左右，与潜在增长率恰好匹配，未来的经济增速还要往下行，这是因为越是发达的经济体，越是没有任何额外红利和后发优势，增长越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出现在当前这个时点？
蔡昉：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是强供给与强需求的组合，高潜在增长率与日益增长的需求共同导致改革时期的实际高速增长率。这看起来与资本的边际报酬率递减规律相矛盾，原因主要是存在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即存在一个二元劳动力市场，在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提供给工业部门。
但是，这一情况在2004年出现了转变，中国经济跨越了刘易斯拐点，即中国劳动力市场从二元结构逐渐转向新古典类型，剩余劳动力显著减少，与此相联系的是“民工荒”现象的出现。进一步地，在2010年则迎来人口红利拐点，当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并从2011年开始持续减少，而人口抚养比则由下降转为提高。
人口红利的消失导致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和工资持续上涨，制造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传统比较优势趋于丧失。更重要的是，由于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发生，投资回报率显著降低。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减少，也将减缓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从而缩小了生产率提高的空间。
中国证券报：既然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为什么每年仍有上千万的新增就业？
蔡昉：这实际上是统计上的重新归类，过去城镇就业统计并不包括农民工，但现在被逐步纳入其中了。在城镇就业中，农民工的占比已经达到了约35%。
中国证券报：有观点提出，应从需求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经济的减速，如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应加大基建投资力度，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对此应怎么看？
蔡昉：许多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从需求方提出，有的强调投资，有的强调消费。这些观点从理论上而言都是正确的，但是就中国目前以及长期面临的问题而言，还缺乏针对性。应当把潜在增长率与短期周期冲击相结合，解释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情景。导致当前经济增长减速的是供给方因素而不是需求方因素。
在潜在产出能力降低的情况下，如果人为刺激出旺盛的需求因素，则会导致实际增长率超越潜在增长率，很容易产生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甚至泡沫经济等恶果。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给我们的教训是，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和刺激性产业政策会导致超过实际需求的货币增长流向股票市场、房地产、海外资产收购及其他虚拟经济领域。虽然我国实施了一些“微刺激”措施，但政府总体上保持了定力，这来自于没有明显的就业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