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改革要啃硬骨头，如何才能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顺利推进改革？
蔡昉：不可否认，改革面临如何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问题，一些企业和部门可能会消极观望，甚至试图阻碍必要的体制改革，这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最终造成更严重的减速甚至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必须突破显性和隐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推进重要领域的改革。
推进改革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过去的改革方式是“帕累托改进”，即让一部分人获益而其余的人没有受损，这种改进大家都会欢迎。新一轮改革则肯定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让一部分人分担改革成本。如果改革的整体收益大于改革成本，则可以形成“卡尔多改进”，即顶层设计者可以利用部分改革收益来补偿改革中的受损者。如果有一套比较好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机制，那么推进改革的阻力应当会大为减小。
户籍制度改革应从三方面突破
中国证券报：可否具体阐述一下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着力推进哪些方面的工作？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的改革。从供给角度看，户籍制度改革能够稳定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从而提升劳动参与率和潜在增长率。同时，剩余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部门的转移可以取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已经打了两只鸟，从需求角度看，还有第三只鸟，即更加充分的就业可以改善收入分配，农民工如果获得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没有了后顾之忧，则可以像市民一样消费，从而改善我国的需求结构。
户籍制度改革应当在以下三方面取得突破。第一，把以户籍人口为统计基础的城市化率作为指导性规划下发给地方政府，分人群有条件地设定完成改革的截止期，到2030年前，大体上使完整意义上的（户籍）城市化率达到70%。第二，明确区分中央和地方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中的财政责任，建议由地方政府为社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生活救助项目中补贴部分埋单，而中央政府承担全部各级义务教育责任，这样也可以同时解决长期存在的义务教育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不均衡问题。第三，对于尚未纳入市民化时间表（即增量部分）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地方政府有责任尽快为其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大体上，均等化的顺序应依次为：基本社会保险、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其中，基本社会保险按顺序包括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
中国证券报：户籍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密切相关，强调以人为核心，实质是要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但各地几乎一致认为成本太高，怎么办？
蔡昉：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从10万元到30万元，有着各种测算结果，可是，在看到成本的同时，更要看到收益。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保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减缓工资的持续快速上涨。过去10年中，农民工工资的实际提高速度达到12%，并呈继续攀升的趋势。虽然一定的创造性破坏是需要的，但如果工资过快上涨导致死掉的企业太多，并伤害经济，反而会在将来伤害就业，社会可能承受不起。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企业本来就面临盈利压力，工资上涨过快导致企业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应对，也不利于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解决企业成本上升与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收入提高之间的矛盾，应该从各项公共政策改革入手，其中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改革意味着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成本，而企业一方面按照市场规律逐年提高工资，同时又不会陷入“过早死”的境地。我作为研究者，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全体城乡居民的长期生活水平改善，而这有赖于经济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有节奏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