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已经看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账本，并提出了探索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政府、市民、企业、农民工都来分担这个成本。如果我们能够算出改革存在红利，而这个红利并不为地方政府全部获得，中央政府是总体改革红利的收取者和分配者，那么下一步，则应当进一步明确在各级政府之间如何分担改革成本，这样可以把改革变得更加激励相容。
中国证券报：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已经出台，其中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意味着人口流入特大城市依然有一定的障碍，对此怎么看？
蔡昉：我希望把少数特别的特大城市定义出来，比如北、上、广，就够了，这些城市的大城市病比较突出，可以暂时另当别论。但不要把太多的城市当做特例。如果500万甚至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都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例外，就大大削弱了改革的意义和效果。其实，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早在2001年已经推出，但是政策效果较差，没有什么人记得，因为小城镇缺乏就业岗位，公共服务质量也较差，没有人愿意去，人们真正看重的是有发展机会的、预期能够发展得更好的大城市。
中国证券报：对于下一步生育政策的调整，你有什么建议？
蔡昉：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1980年开始实行的，当时说30年后情况发生变化可以采用别的方式或者政策。“情况发生变化”就是指生育率显著下降，现在已经具备了改变政策的条件。建议在全国分步实施全面放开“二孩”，希望看到两三年内这一政策能得以实施。
政策刺激产生的就业过犹不及
中国证券报：经济增速放缓，就业指标仍比较健康，是否可以认为，即使不通过改革提升潜在增长率，对就业仍不必担忧？
蔡昉：从短期看，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人们常说“经济下行”导致“就业压力”，这完全是习惯性说法，想当然而已，并没有统计数据予以支持。现在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的水平，减去约4.1%的自然失业率，可以得到周期性失业率不足1个百分点。我们的一项调查显示，城镇调查失业率比官方数据更低，甚至有可能目前完全不存在周期性失业。这是因为当前我们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并不是经济周期。从实际情况看，劳动力市场最主要的表现还是招工难，最近一两个季度大学生的结构性就业难也出现了一定缓和。
不过，短期不存在就业压力并不意味着长期没有就业风险。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太旺盛会导致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意愿降低，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工资的趋同意味着教育的回报率下降，转换成老百姓的反应就是“读书无用论”。未来，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会越来越快，第二产业资本密集型岗位和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岗位会要求更高的受教育年限，农民工必须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两年至四年的教育水平才能满足需要。“百年树人”并不仅仅是个比喻，过去20年，中国教育经历了普九和扩招，但全部成年人的受教育年限仅提高了2.7年。如果不能未雨绸缪，将来遇到的问题会很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