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步是限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权力约束权力、法律限定权力和社会监督权力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找到限权的有效路子。
中国证券报：包括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在内的各地改革亮点颇多，怎么看待这一局面？
迟福林：中国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改革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现在强调顶层设计的同时，必须强调地方的试点、地方的创新对于改革的促进作用。比如上海自贸区的实践经验，其“负面清单”管理起到很好示范，可复制推广至其他区域，期待上海自贸区在服务业开放领域上有新的探索。
在市场开放方面，金融是一个重要领域。目前金融垄断的格局并没有完全破除，大中企业、国有企业占有大量信贷资源。从这个现状出发，金融改革突破，首要的是社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最关键是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现在这方面步子太慢，顾虑太多，远不适应中国服务业开放和中小企业发展的需求。从数据上看，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为45家，发展中国家平均是25家，中国只有9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上远不到位。
中国证券报：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对于实体经济有多大意义？
迟福林：第一，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应适用于改革企业结构、搞活实体经济，有助于解决实体经济面临的融资难，也有利于各种小微企业的创新创业。目前金融在这方面重视不够。我们看到，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业态兴起，正是由于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严重滞后，凸显了中小企业庞大的金融需求。所以金融市场化，要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上。
第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的目的是和服务业开放相适应。服务业主体是中小企业。过去强调发展大中型金融机构，是与做大经济体量、发展重化工业的发展目标相适应；现在发展服务业，重要的是发展中小企业。如果不发展消费性金融，不发展面向中小企业、面向服务业的金融，金融的作用就会受到制约，高利贷等民间借贷风险就会暴露出来。
利益格局面临深刻调整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中国处于“二次转型”时代这个概念？
迟福林：中国现在正进入又一次大转型时代：第一次转型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大了经济总量，使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第二次转型就是当前从经济体制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目的是从中等收入国家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具体来看，从经济体制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反映了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等全面转型的大趋势。在我看来，第二次转型比第一次转型涉及的面更广、更深刻，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三十年更有决定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