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中亚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地理环境，历来是战略家必争之地。虽然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拥有高科技便利，但要克服中亚地区独特的地理障碍仍然困难重重。兵马已到，粮草不继，这是占据军事技术优势的入侵者败在中亚的关键原因。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人民战争再加上有利的自然条件，就可以形成巨大持久的战斗力。中亚和印度洋地区与我国的战略安全紧密相关。
印度洋北岸的“帕米尔”高原在塔吉克语中是“世界屋脊”的意思，海拔4000米～7700米。该高原是地球上两条巨大山带（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带和帕米尔—楚科奇山带）的山结，也是亚洲大陆南部和中部地区主要山脉的汇集处，包括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五大山脉，群山起伏，连绵逶迤，雪峰群立，耸入云天，号称亚洲大陆的屋脊。这样的地形使世界霸权扩张势力在此倍受挫折，更让远道而来的欧洲人和雄居北面的俄国人屡战屡败，并因此视为“天狱”①畏途。
历史表明，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在帝国扩张实践方面相当有经验的英国人对此颇有体会。英国政治地理学者P．奥沙利文在《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提出的“距离的摩损”理论，为“世界霸权的坟墓”说提供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假若一个帝国或是一个霸权势力的国家核心以一定的能力部署人力和物力，那么当有扩张边界领土的野心之时，同样的实力必定扩散得更为稀疏，从而使它的效力受到损失。若在一片辽阔的平原上匀称地扩展力量，那么随着每一次帝国半径范围的扩张，其实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率削弱。同样的军力在越变越大的圆周内扩散，其密度和强度会相应地削减。从另一角度来看，假若各地单位面积的控制花费相等，随着一个帝国的圆周的扩大，整个控制费用将随着半径的平方而增加。为了维持对各地一定的控制规模，当帝国的范围增大，它的军事机构建制必须呈指数状态增加。不管有没有摩擦效应，随着野心或偿付义务的极度扩大，将会造成军事力量的分散。同样的作用也将会对宣传、颠覆或是经济援助造成影响。②
国家为获利而扩张，也因为过度扩张导致财力透支而衰亡。造成这种规律性现象的原因是扩张规模如此之大以致需要更多的财力来巩固已有的扩张利益。如果将这近乎力学伸展规律的分析结合前述历史经验，我们就会发现，印度洋不仅仅是古今帝国追逐的目标，同时也是帝国扩张力量由“一鼓作气、再而衰”转入“三而竭”的地带。
平面与立体：认识地理距离的两个维度
如果考虑到地理障碍的因素，现实中的帕米尔高原的区间距离就不能简单地用思维中的平面距离来衡量。奥沙利文说：
相关的距离应该反映陆地和海洋的地势以及由高原低地和海洋对移动造成的不同运动磨损。克服距离的耗费并不是一个常量，即便是在同一传播媒介里也是这样。当旅程延长而运输的边际费用下降的时候，量度点位之间距离的问题便产生了。相应的端点是国家最近的边境线还是主要城市或军事结地？或是政府的所在地？诚然，国家与强大的陆权势力相对位置的变动，决定于测定距离上所选择的终点和米制单位。靠近苏联港口符拉迪斯托克③的地方，并不靠近莫斯科。河内④离苏联边境最近的地方有2000英里，但是笔直地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莫斯科的直线距离超过5000英里，美国港口圣地亚哥与河内之间跨越9000英里海路，但是由于海上运输的费用是陆路托运的1/10。因此就水陆运输成本的意义而言，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⑤
正如住房面积不应仅以平方而应以立方标准计算才更为科学一样，地理两点之间的距离也应分为平面和立体两类，前者属于（无限接近）无障碍距离，后者属于（相对）有障碍距离。只有介入“立体距离”的概念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其中的地缘政治关系。翻山越岭、由低而高的路程与一马平川、居高临下的路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中国云南省从纬度看，其位置只相当于从雷州半岛到闽、赣、湘、黔一带的地理纬度，但由于地势北高南低，南北之间高差悬殊达6663.6米，这大大提升了云南与其东部各省的立体距离。如此，就不难理解上述引文中作者得出“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的结论。从这个视角看，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带，其间任意两点并不遥远的平面距离，由于4000～7700米的海拔高度使得其立体距离陡增，这是历史所有的外来征服者——即使横卧于帕米尔北侧的俄罗斯人——在此屡屡败北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立体距离和平面距离，利用“权重理论”是可以换算的。权重换算的基本公式表明：“当每公里水准测量的精度相同时，水准路线观测高差的权重与路线长度成反比。”⑥同理，世界上没有绝对水平的地理条件，立体或平面距离也都是相对的，比如在同等的立体距离中，由高向低的行程和由低向高的行程就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由此就可以解释在自然动力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在南北向的同等距离中，位居上势的北方政治集团为何总能雄居天下的原因。司马迁感知到了这个规律，并将它概括得更为简单，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⑦还有在沙漠中的行程与平地上的同距行程也不是同一概念；即使平地，不同气象和生存条件的相同距离，也不是一个概念，比如北冰洋和欧洲大平原的同距平面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此，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不管用什么办法，想把地球表面变为平面，结果都会扩大或缩小距离、方向、形状和面积的真实关系。数理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想出一些调和的办法使这些绝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误差和歪曲缩小到最小限度。⑧
比较而言，海洋——如果不计汹涌的海浪的话——可算是最接近距离的“水平”条件，而帕米尔高原则可视为“立体距离”的绝对样板。麦金德形象地说：“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⑨中亚——也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既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⑩。根据上述关于距离研究的新推进，可以补充一句，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权斗争必胜的天堂。
有人会说，现代科学技术会缩短国家间的距离。但要知道，我们所说的距离并不是用于孤立的个人即马克思所批评的“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那种“天马行空”式的空间移动，而是指人类社会群体及其所需的相应生活物资在不同空间的移动，其运动规模与移动着的社会群体的大小相适应，一小队旅游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与远征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规模是不同的。如19世纪的英国已有机械动力舰船和威力巨大的机械枪和炮火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苏联和美国已有航母、飞机、导弹，美国还有世界一流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技术，即使如此，它们在中亚的战争往往是在赢得初次战役后便很快为这里的地理条件所消耗并最终输掉了整个战争。这是因为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中亚帕米尔高原有着几乎无限大“立体距离”，而克服这样的“立体距离”需要的是几乎无限大的物质资源支持。麦金德说：“动物的人的第一个政治特质是饥饿。”11历史上多有不远万里来到帕米尔的登高探险者，但没有远道而来的长期占领者。这不是因为远道而来的人没有武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大部队解决不了如马克思所说的“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批评一些空想理论家时说：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2
马克思在写两段文字时，曾在“个人存在”后面删去了“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手稿“必须能够生活”边加写批注：“黑格尔。地质学、水文学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这些说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物质资料，同时也离不开物质资料。所谓技术改变距离的观点有相当的想象成分，但若将这位想象者本人放在帕米尔地区，他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这就是他将人与自然的联系归结于脱离物质制约的个体感觉而不归于人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这正如我们不能因科技帮助少数人登上珠峰就得出几百万人也可以占领珠峰的结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类社会群体的地理空间的大规模移动，并不取决于“没有任何前提的”个人的运动能力，而是决定于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相应的物质资料能够移动的规模。兵马已到，粮草不继，这是占据军事技术优势的入侵者败北中亚的关键原因。
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用地缘政治的观念看待世界政治是不是有点太落后了，说现代技术已超越地缘政治。这种看法可以理解，但不正确。13
阿富汗是这个观点的经典案例。在这里最先进的技术和最落后的部落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较量，每一次总是技术落后却拥有地缘政治优势的一方取得胜利。19世纪初的英国可谓是工业最先进的国家，英国三次出兵阿富汗，除最后一次议和外，其他两次作战都是英方损兵折将且无功而返。20世纪冷战时期，苏联依靠强大的常规作战力量和地缘优势，在阿富汗进行了为时六年的持久战，结果还是被迫分批撤军。2001年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实施军事打击，打了十多年，用尽了先进武器，结果西方联军还是碰得焦头烂额。苏联当时在国防科技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且阿富汗与其接壤，硬是打不下来。如果说苏联科技不如美国，那美国入侵结果还是一样。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看明白了这一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出版《和平地理学》，在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专门论及飞机出现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他写道：
许多论现代军事战略的作家都说：大部分后方勤务的问题可以由运输机来解决。他们建议拿能运载许多吨货物的大型飞机来代替轮船与火车。大战的经历和零星发表的数字说明了，尽管仅仅是部分地说明了，现今作战部队所需物资量的庞大。这说明飞机虽然能够协助和补充行动较慢的运输工具，但不能代替这些运输工具。对一个地区施加空军力量，不仅要飞机飞到那里，而且还要保持它们的作战能力。那就是说，要有一条供应充足的中间基地线、大量的特种汽油、炸弹、军火、零件、备用的机器、修理队、地面部队和防空队。就空军由空中运输自己必需品来讲，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空军是能自给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大概比其他国家较为先进，但他们在欧洲的作战地区是一个完整的地块，而且每100英里或不到100英里就有一个空军基地，同时这些基地又和世界上最稠密的铁路网和公路网互相连接。美国无须它的空中势力在自己的大陆的周边起作用，而是要它越过海洋和北极的荒漠。对美国来说，飞机在运输物资方面不能起显著的作用。15
尽管制空权日见重要，但实际情况仍是如此，因为除了运送最特殊的项目外，在运输一切物资方面占压倒性优势的仍然是在大洋中的船只。
其他地缘政治学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英国地理政治学者P．奥沙利文在其著作中有独到的研究，他写道：
自16世纪欧洲人开始征服全球以来，距离的屏障在不断地削弱，并带来文化上的汇合，把我们都引入彼此直接相互作用的人类共同体中来。空间的分隔效力已经缩小，甚至有人说，随着电子通讯和飞机的使用，地理距离在世界政治中已经失去了重要影响。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距离影响的，它把人们的存在和活动分开。即使在国家事务中，尽管穿梭外交的狂热努力，但不论其作用的好坏，距离仍然有影响。的确是这样，就减少那些可以被认为是专横国家的贸易和社会往来而言，与政治野心保持隔离兴许是天上的赐福。当然从军事上来讲，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17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教授1962年出版《冲突与防御：一般理论》一书，其中提出“力量递度损失”理论，他认为：
在运输力量和交通通讯上，距离的摩擦损耗侵蚀了实力的强度。由于海军，无线电、空军、火箭和卫星的发展，已经减小这种梯度，以至于有些人忽略了距离因素对实力平衡的影响。但是为了美国在中东行动而建立快速部队的努力，说明距离仍然是需要花费代价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在7000英里长的供给线上暴露出的种种困难说明，在军事力量与距离因素之间的成败之机是相互参半的。19
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
在地理差异的基础上，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扩张的利益与当地人民利益不一致，那就会更加增大扩张者因距离拉长而出现的阻力。博尔丁教授分析说：
在本国最强大，它离国内基地的距离拉得愈远愈弱。力量越是扩张，则强度越是减少。除了克服距离损耗的磨擦效应之外，在控制越来越辽阔领土的能量耗费以及对远离本土的遥远地方缺乏亲熟性（familiarity），可以严重地影响扩张者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21
事实上，当技术和人比较时，人的力量是根本性的；当人与自然比较时，自然的力量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技术、人民和自然地理环境三位一体地优化结合形成的战斗力，才是不可战胜的。辛弃疾说的“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孟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22，都是这个意思。人只能是环境中的人，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同一地理条件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同的政治结果也可产生于同一地理条件。此间的莫测变化取决于人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
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人民战争再加上有利的自然条件，就可以形成巨大持久的战斗力。而技术的作用多在于战争初期的战役层面，这就是“点火”即挑起战争的手段更为方便了，但灭火得靠人，还要看能否控制火势蔓延的方向。“草船借箭”还需东风，火势蔓延的方向是由风向而非技术决定的。风向即民心，挑起战争的一方，如不得人心，往往会引火烧身。美国人喜欢技术决定论，即认为技术决定一切。但手握最新科技的美国大兵却被占据地缘政治优势的阿富汗武装部落打跑了，这些说明：高科技不能替代更不能结束地缘政治。
还会有人说，科技可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如果世界发展到把粮食、资源等通过科技手段实现无限增长时，世界就不需要打仗了，和平与发展就可以无限持续下去。
这也不可能，因为这个假设只有逻辑而没有经验支持；也就是说，它符合逻辑，但不符合历史经验，不是逻辑和历史的相统一判断。比如，人类五千多年间发展了很多技术，但还是没有解决粮食大幅增长遑论无限增长问题，不同的只是名称的改变。战国时期粮食亩产可达到几百斤，虽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目前最高可达到亩产千斤。即使如此，这样的产量也很难普及。粮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而土地不可能用高科技大规模催生，多少耕地大体能生产出多少粮食，这是农民都能算出的账。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实践中产生的。24 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25 结果是子弹打倒了圣像。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6，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我们还是要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而地理条件和地缘政治就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必须面对且不能任意改变的基本事实。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要衡量一国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根据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但是同位置相比较，疆土的大小、地形和自然资源是决定一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27
一般说来，当一个民族处在被压迫的时候，其外交政策还是有节制的，这时的国家崛起只需要克服困难就可以了；当它崛起后转向世界性扩张并因此压迫其他民族，它就必须和世界人民作战，这时的国家外交就身不由已地失去节制，即使以自毁的方式与帕米尔这样无人敢碰的“山神”相撞也在所不惜。
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III of Macedon，公元前356年～前323年）似乎是历史上唯一自觉止步于印度的帝王。他从希腊开始东征，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后于公元前334年在马尔马拉海岸的格拉尼库河附近打败波斯后，一路征战南下叙利亚、巴勒斯坦，直到埃及。随后他率军北上返回亚洲，向波斯腹地进发，公元前331年9月，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高加米拉再次击败波斯，随后进入波斯首都苏撒和巴比伦。公元前330年，继续东进攻占波斯旧都波斯波得斯。随后便北上埃克巴达那，然后再到海卡顿比勒，来到里海边。后继续东进苏西亚，折南特拉后北上至今阿富汗喀布尔，穿过开伯尔山口于公元前327年来到印度。越过印度河后受到当地部族的激烈抵抗。值得注意的是，与18世纪的英国人不同，此时的亚历山大不是继续深入更不是占领印度，而是“自我封闭三日，然后决定班师。大家很想知道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但结论很明显，即他不是世界之主”。28 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折东返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此后他的帝国随即分裂为马斯顿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
亚历山大毕竟曾师从于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临终前终于明白了自己“不是世界之主”并因此找到了马其顿帝国的有限边界。麦金德毕竟是一介书生，他为英国政府提出他的地缘政治理论，首次以全球战略观念分析世界政治力量，揭示出中亚是大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关键地带，但他却没有为英国政府指出哪里是英帝国的有限边界，相反却将他的国家驱赶到一个无法征服的“心脏”地带。似乎是历史的讽刺，尽管麦金德的理论使后来的世界围绕中东热闹至今，而他的祖国——英国却在来到印度洋、其海权事业达到顶峰后，其帝国事业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这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29的双重感受合二为一地落在麦金德身上。就在麦金德对英国海洋实践做出如此经典的理论总结且因此誉满全球的时候，上帝却让他看到了帝国的黄昏。1947年3月6日，麦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独立。印度是英帝国全球霸权的支撑点，印度独立敲响了英帝国的黄昏暮鼓。
实践说明，麦金德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理论逻辑上是通的，但实践逻辑上是走不通的。那么麦金德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理论与实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错呢？因为战线拉的太长。巩固长距离的战果要比从它本身获利要支出的多。在帝国扩张方面也相当有经验的美国人的研究也值得重视，《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写道：
财富永远是加强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获利并保护财富又往往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看，就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或发动耗资巨大的战争——那么它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为此耗费的巨资可能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大国体系中各领先国家——即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帝国和当今的美国等——的勃兴而后又衰落的历史说明，从长远看，生产能力获取收入的能力同军事力量两者之间有很重要的相互关系。30
从逻辑上推演，麦氏的理论符合几何力学的原理。但图上的逻辑与能力逻辑（或说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并不总是一致。如前所述，中亚是世界上区间平面距离与立体距离极不成比例的地区，一段不太远的平面距离却包含着极为巨大和极难克服的立体距离。战争本质上是拼装备的，在国力不及之处开展军事活动将对国家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31英国曾是一个受欧洲大陆封建国家压迫和欺辱的边缘岛国，它也因此成为最有希望的岛国。欧洲中世纪时期，在大陆无法传播的许多先进思想在英国落根并使之成为欧洲反封建教会势力的大本营。1640年，英国发生了开辟世界近代史里程碑的资产阶级革命，带动了法国等欧洲资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衰落。18世纪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市场和利润成了社会活动的中心，国家成了为资本开辟市场的机器，由此，向世界扩张，不断开辟新市场，就成了英国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手段。这使得世界的不稳定就成了英国稳定的前提。英国在世界扩张中推行了殖民地制度，殖民地制度让英国从世界得到丰厚的利润，同时也使英国为此与世界各民族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以至战争成了促，进英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手段。当时有评论说英国“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只和兵力投入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付诸东流”32。战争使英国扩张为帝国，到19世纪末，一般英国人都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英国分明是命中注定要统治其他国家的人民，英国是‘日不落帝国’”33；“帝国的感情是每一个英国人生而有之的。这是我们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和我们同生共死”。3419世纪60年代，印度已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自身的寄生性也更强了，“它越来越依赖世界的贡赋来维持生存”。35高额利润需要高成本的战争。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看出这一点，1868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英国的殖民政策的“代价太大”。36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极力扩张，在战役上基本没有输多少，而战略上却日益接近失败，因为消化不了那么多战果。他们不懂“有福之人善退财”的道理，结果大量的战果背面都是越烧越旺的被占领国对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的怒火。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日本人已没有哲学了。1895年和1905年，日本打败中国和俄国之前，还是比较节制，知道不可过分，因在适当的时候及时止战才赢得了对华对俄的战争。当时日本人是借钱打仗，在获利最大化时及时停战。1905年，对俄作战时日本方面在战争开始前考虑较多的是如何结束战争。那个时候日本军人知道下坡比上坡难，因为这些人都是在幕府内战中打出来的军人，所以说话有谱。打赢中国和俄国后，日本的陆军大学很多人都对战略不感兴趣，一副舍我其谁、敢作敢为的“少帅”作派。学战役容易出成果，而政治则需要时间和等待。由此发展下去，政治家在日本日益失势，枪杆子失去政治节制的结果就是国家无法消化日本军人抱回来的大堆战果。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战线也开展拉长，其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14%，到1941年增至18%；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战线已远超出日本国力的极限，其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34.6%，至1943年达46.7%；到战争结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的战线已拉到印度洋并进入缅甸，与此相应，其军费与国民总产值的比例也迅速冲至98.5%，37也就是说日本国民总产值已近全部投入战争，由此日本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但这时的日本还是一味蛮干，最后只有在原子弹爆炸后才彻底认输。与此相反，1943年是中国在战役上失败得较多的时候，可我们的国际地位却进入开罗会议的四大国之中，尽管在其中比较勉强，但是中国毕竟是参加了开罗会议，成了后来的四大战胜国之一。还没有战胜就进入了战胜国行列，这其中输赢，全在哲学境界的高下。
石油、美元迫使美国对印度洋有越来越深的依赖
进入21世纪的美国也在进入印度洋的路上由盛而衰的。
2011年6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卸任之前到新加坡参加会议时说，美国不想遏制中国的发展，并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当时很多报纸、媒体都将这则新闻解读为盖茨意在警告中国不要搞军事竞赛，不要发展军备。这与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对尼赫鲁“有声有色”曾作出误读的经历相似——都没有抓住要害。
美国是在苏联解体后开始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帝国。布热津斯基说：
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可是，美国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联想起早期帝国，尽管那些帝国规模较小，只是地区性的。39
布氏写下这句话时是1997年，三年后便发生了“9·11事件”，随后美国便挥师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美国便决定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美国也由此迅速衰落。这一幕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也发生在布热津斯基面前，美国在新世纪起步时豪情干云，在结束时变成一场闹剧。
美国这几年的国防部长似乎都有些身不由己，上任后都要打仗。这是因为今天的美国已出现美利坚民族利益与华尔街利益的分裂。美国这几年因战线拉的太长，以至今天已经打不动了。真正要为美利坚民族做事，就要收缩战线，但美国现在没有自己的实体工业，底特律老工业基地也垮了，美国也没有国有银行，只有华尔街控制的私有银行。这样美国就成了一个华尔街金融财团独控的国家。华尔街是身处美国的国际人，他们并不反映美利坚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华尔金融的基础不是美国的产品，而是中东石油。而要抓住石油，那就得逼着美国人民去到中东打仗。但华尔街要石油不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是它的价值。它要保证石油必须用美元交换，获胜后是华尔街美国而不是华盛顿美国发财，华尔街按战时表现再发点“补贴”给白宫。盖茨这些人上任前都雄心勃勃要为美国做事，上任后就发现不是那回事。但是他们又不能不听华尔街的，所以每个任上的总统或防长都得冲进印度洋到海湾地区去打仗。但当他们卸任以后大部分都有良心发现，比如盖茨、鲍威尔、奥尔布赖特等。盖茨说中国别学苏联，意思是别学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本来这个世界是美苏共同划分的，美苏本是周瑜打黄盖的关系，不能当真。结果勃列日涅夫当真了，打得美国没有退路了，以至美国全民动员起来一致反苏。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与苏联已恢复了雅尔塔框架下的合作。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苏在联合国联手把英法赶出了地中海；当时也有波匈事件，但美国只是喊话而不介入，就是因为美国承认那里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但1962年，赫鲁晓夫跑到古巴搞导弹基地，破坏了雅尔塔体系确定的美国的势力范围，结果惹得美国舆论不满，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就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人没有斯大林有限哲学的智慧，他们有执行和贯彻上级命令的能力，但往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朝鲜战争的时候，赫鲁晓夫就想对朝鲜出兵，被斯大林教育了一番40，斯大林觉得苏联已无力在战后继续扩大战争。
现在我们再回来重读盖茨说的那句话，其意思是让我们汲取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莽撞的教训，外交上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这话显然善意的。
可这句话被我们有的一些媒体解读为中国不要发展装备，这客观上是会使我们自废武功、向西方妥协。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在西太平洋是要有我们基本的安全底限。毛泽东曾说：“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41所以第一岛链42必须突破并坚决守住。中国东西两面安全要有个平衡，东海的“安全带”还没系好又往西跑，这是跑不远的。安全带的系扣在哪里呢？就在钓鱼岛，除了主权的因素外，这里既是中国畅通太平洋的关键出口，更是“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势力的“接榫”地带，钓鱼岛回归中国可以断绝了“台独”分子对日本右翼支持的念想。因此，在没有系好东海“安全带”系扣之前，空论西进很危险。
世界大国为什么都要争夺印度洋，这是因为他们的扩张使其经济发展与印度洋有某种依赖关系。英美要控制世界，因为他们的经济是世界性的体系，谁占有了世界贸易和世界资源，谁就会拥有世界财富流向的主导权。而占领世界市场和资源，从地缘政治上看，就必须控制印度洋。英国和美国略为不同的是，英国基本上打的是市场，其占领印度是因为需要印度为其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
与今天的美国不同，当年英国依靠的是民族工业的产品。英国人起家的时候对民族工业要求特别严，在英国纺织品未立足之际，对出口未加工的羊毛的本国公民重判以断手或绞刑，但当拉丁美洲门户被暴力打开后，英国则向这些国家倾销其低质纺织品。43所以英国本土的工业原创能力特别发达，发达的生产力要求更多的产品销售市场及其利润回流。由此英国与印度形成了依存关系，同时印度洋也成了透支英国财政并由此拉倒英国的“百慕大”：支出大于收入，英国就这样给生生地耗倒了。今天的美国是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石油美元使其对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赖。因为支撑美国金融的基础在中东石油。这样，与以工业产品为基础的英国相比，美国的国力尤显不足。这就是拥有同等扩张规模的美国比英国控制印度洋能力相对更弱，退出的时间更早、速度更快的原因。
美国的教训及其启示
从小生长在犹太人家庭的马克思最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认为不将法兰西银行收为国有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44
国家不将银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将一事无成。资产阶级国家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更是这样。在这方面，当代国际金融资本与各民族国家争夺金融权的热情绝不亚于中世纪教皇与世俗政权争夺教权。
最近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发生在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的当口，这是因为华尔街不喜欢这些民族的企业，因为它直接威胁到华尔街的利益。在尼克松之前，美元靠黄金结算，这时美元靠劳动产品支撑。尼克松上任以后与华尔街有个交换，就是将美元放在石油上，要求国际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这样华尔街的钱就可以大量地在增值中回流美国，同时只给世界提供各式债券。尼克松是用战略收缩挽救了美利坚民族，同时又把黄金美元换成了石油美元挽救了华尔街，一举两得。即使这样，华尔街财团还不满意，最后还利用“水门事件”让尼克松下台。最近美元为什么衰落，因为它跟石油脱钩了，控制不了石油了。美国为什么打萨达姆，因为萨达姆要用欧元买石油。拿欧元买石油的话，就动了美元的根本了，这对华尔街美国压力太大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将来还是要发展本国实体产业。
美元建立在石油之上是美元国际化的基础，现在也有人建议人民币国际化，若真如此，我们就得将手伸向全世界，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大小事都和你有了关系，中国没有解决世界问题的力量，因而需要有亚历山大不做“世界之主”的智慧。美国自从将美元的支撑点拉到印度洋北岸的海湾后，它就与战争有了孪生关系：战争拉动军火，还控制中东石油，这一举两得的结果使华尔街军工集团和金融集团都高兴。为什么今天美国的禁枪法案屡试屡败，因为军工集团不愿意。美国现在打不动了，但华尔街还要它打，如果不打的话，华尔街就来“财政悬崖”，不给白宫发工资。“斯诺登事件”说明美国人已对国家没有感情了。法国大革命时，人民占领巴士底狱、占领市政府，现在美国的中产阶级有忿恨情绪不到华盛顿的白宫发泄，而是去“占领华尔街”。这说明美国政府已被华尔街控制，其本身已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华尔街给美国带来的危害太大了，这直接导致了美国的衰落。这个衰落将会持续下去，因为华尔街不会向美利坚民族让步，而美国对外战争又步步受挫，支出已远远大于收入。为了华尔街，今后美国白宫的目标将是中国，如果其反华行动持续受挫，那就还得重返印度洋、去海湾抓中东石油。
2014年8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应该致力于在全球范围以卢布来出售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他表示，使用美元作为能源贸易中单一的定价货币正在伤害俄罗斯的经济。普京是在当天访问克里米亚地区时做出该表态的。他说：“我们应该谨慎从事。我们目前正在说服一些国家，使用自己的货币来开展贸易。”45可以预计还会有更多的国家放弃石油美元。如此，华尔街更将雪上加霜，其反扑也会更加变本加厉。
注释
1南郑县位于陕西省汉中地区南部。曹操多次告诫下属：“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三国志·魏书十四·刘放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6页。
2 5 17 19 20［英］P．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第12～13、93、11、12页。
3 符拉迪沃斯托克，位于亚欧大陆东面，阿穆尔半岛最南端。
4 河内，越南首府。
6《维基百科·权重》。
7《史记·六国年表第三》，《二十四史全译·史记》，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247～248页。
8 15 16［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9、86～87、47页。
9［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5页。
10 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1页。
11 ［英］哈·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2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32页。
13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14 1838年，英国以阿富汗拒绝和英缔结反对波斯和沙俄的同盟为借口，入侵阿富汗。1919年，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即位后，致信英印总督，要求废除英国的外交控制权，英国拒绝并于同年5月出兵阿富汗。8月双方缔结和约，英国承认阿富汗独立。1979年12月，苏联因不满阿富汗阿明政权，出兵阿富汗并占领喀布尔。
18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1910～1993年），1910年出生于英格兰，毕业于牛津大学，1948年成为美国公民。1949年至1967年，执教于密歇根大学。1967年，执教于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直至退休。
21 辛弃疾：《美芹十论·观衅第三》，《中国兵书集成》第7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64页。
22《孟子·卷四·公孙丑下》。
23 战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汉书·食货志》）陈文华先生说：这五口之家如果按照《周礼·小司徒》的标准，只能分到“下地”，因此，这则这应该是当时最低水平，根据吴慧先生《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的计算，这“亩一石半”合今一市亩205．8市斤。由此得出结论：“西周每个劳动力可耕18．63市亩地，则最后可以生产3834市斤粮食（粟）。”
2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
25 “由于我们在1904年整个一年和1905年战场上遭到节节惨败，所以德拉戈米夫将军就编了一则挖苦的笑话，后来在俄国各地传开了。他说：我们总想用圣像去打日本人，他们却用炮弹和炸弹来揍我们；我们用圣像来对付他们，他们用子弹对付我们。”参见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23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页。
27 ［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1页。
28 ［法］鲁保罗：《西域的历史与文明》，耿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29 沙灵娜：《宋词三百首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2页。
30 32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译，北京：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96～97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8页。
33～36［英］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英国和英帝国危机》，苏仲颜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第8～9、8、68、60页。
37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88页。
38 《盖茨声称美不会遏制中国发展 警告中国“别学苏联”》，http://www.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33488.html。
39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40 《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34～535页。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8页。
42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亚洲的危机——对美国政策的检讨》的讲话，针对太平洋地区军事安全形势，提出美国的亚洲政策。艾奇逊提出一条将朝鲜半岛排除在外的“从琉球群岛延伸至菲律宾”的防御线。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87、188页。
43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王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3页。
45《普京呼吁终结石油美元 称其伤害俄罗斯经济》，http://finance.huanqiu.com/view/2014-08/5107097.html。
责 编∕凌肖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