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投资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注入，而不是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转型，从粗放式的，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靠效率提高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会受到影响的。这样的结果就会使得杠杆率进一步提高。“本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去杠杆化，如果用注入大量资金的办法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使得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进一步提高，风险进一步积累，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增大。”
“我本人倾向于采取第二种办法。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之下，把主要的力量用来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吴敬琏强调。
他称，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从1995年第九个“五年计划”就提出来，但是过去一段时间，调结构主要由行政机关来主导，而不是靠比较完善的市场，所以见效不大。“我们如果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上，那么提高效率和优化结构就会有更切实的保证。”
吴敬琏指出，这两种办法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都在用。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第一种办法是失灵的。
他举例说，拿今年来说，虽然领导层已经明确表示，中国不会采取强刺激的办法来拉升GDP的增长率。但实际从今年二季度以来，刺激的强度并不小，可是效果并不明显。“从2009年以来，投资拉动起作用的时效越来越短。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至少维持了两个季度10%以上的增长率，然后逐步下降。但是经过两年，经济增长掉到了8%以下。最近三年几次启动的刺激时效越来越短。这意味着投资报酬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的显现，所以想依靠这种办法看来是没有太大希望的。”
另外一种改革的方法虽然最终可以提高效率，优化结构，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中的问题，但是也有坏处。“它的坏处是，在采取这种措施的过程中，GDP的增长率在一段时间可能会下降到7%左右，甚至更低。但是领导人已经多次说过，不能以GDP论英雄，保就业、保民生才是最重要的，而要保就业、保民生的关键在于效率的提高。”
怎么才能提高效率？吴敬琏认为，只有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太低这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症结性问题。“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讲的，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让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才能够得到较快的增加，中国的发展才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针对人们普遍担心的问题，比如，是否能够在没有采取大规模刺激，大量资金注入的情况下控制住金融风险？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能否保证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能否实现保就业、保民生的目标？
吴敬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们的宏观当局，不管是中央银行还是财政部的领导都一再表示，现在的金融风险、高杠杆率的风险都是可控的。但是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使它逐步消除。”
他建议，可以采取以下一些办法来堵塞漏洞，降低风险。
一是停止那种回报过低，或者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
二是停止对一些僵尸企业输血。“日本之所以在1990年爆发了危机，一直没有缓不过来，其中有一条教训就是通过政府补贴、减税或者用资金注入来维持那些僵尸企业生存。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存在，使得我们资产负债表杠杆率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