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现在最大的一笔或有负债就是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虽然当期没有，但从中长期看，这个缺口不但有，而且不小。对于这个负债，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明确规定，就是要拨付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我们应该做这件事，以降低资产负债表的风险。
四是对于资不抵债的企业要实施清盘或者破产重整。
五是要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财政部最近要求各个地方对国有的死资产的存量设法盘活，如果能够把其中一部分盘活，那么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资产负债表的风险。
最后，再辅之以一些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
吴敬琏指出，总的趋势来说，中国的杠杆率还太高，今后应该是一个去杠杆的过程。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比如说，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必须就要注入流动性了。“这两方面的措施配合起来，我们完全有可能把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这样使得我们有时间推进改革，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中的问题。”
是不是推进改革一定能够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解决现在面临的各种各样挑战呢？吴敬琏说，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保就业、保民生。从最近三年的情况看，虽然GDP增长率在下台阶，从2011年的9.2%，到2012年的7.8%，再到2013年的7.7%，最后到今年三季度的7.3%，但是就业的情况良好。“去年我们预期要争取的城镇新增就业的目标是900万人，执行的结果是新增就业1310万，原来的任务超额45%完成了。今年前三季度的情况比去年还好一些，所以使得我国登记的失业率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这就证明了增长率和就业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
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加快，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下台阶的时候仍然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改善就业结构。
“从‘十一五计划’开始，国家就提出把发展各种各样的服务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个主要措施。但是‘十一五’期间的情况没有多大变化。可是最近三年情况变了。前年服务业的增长也就是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去年第二产业的总额就小于第三产业了，这种趋势现在还在进行。”
为什么之前的五年没有发生变化，而在最近三年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吴敬琏将其归功于十八大前后，也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间的两项改革。
一项改革是从上海开始的“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财政部门来把这项改革放在减负项下，是一个减负的措施。“营改增”实施后，服务业分工的深化变得非常快速。“就拿互联网商业来看，分化了多少个产业？增加了多少就业？”
另外一项改革是从深圳开始，后来扩展到广东，本届政府把它作为一个转变政府职能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降低门槛。
实现了这一条以后，新注册的工商户的数量增加都是以百分之几十的数量增加。“这些只是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牛刀小试，虽然不足以确立经济的新常态，使得我国在增长速度降低以后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它至少表明一条，只要我们能够坚定有序地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全面深化改革，就一定能够迎来中国经济柳暗花明的新境界。”(记者 金辉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