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中东欧南部地区
奥斯曼帝国在其治下的保加利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部分黑山、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等中东欧南部地区实行军事封建制度。
在政治上，奥斯曼帝国设置行省作为帝国的基本军事和行政单位，省督由帝国苏丹任命，平时负责行政管理，战时率军作战。行省下设县、区、乡，各级官员受上级官员统辖，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履行军事和行政职权。
在经济上，奥斯曼帝国实行“提马尔”制度，取消原来的封建主领地，除一小部分土地属归私人和教堂外，其余所有土地均归帝国所有；帝国把这些土地按其租税划分为“提马尔”、“札美特”和“哈斯”，把它们分给封建主，封建主对此只有使用权和有限的继承权，没有所有权，无权出卖或将土地赠给他人，但有权在自己的“提马尔”、“札美特”和“哈斯”内征收租税；封建主必须认同奥斯曼帝国苏丹是最高统治者，向他纳税，并在苏丹征召时，率领自己的军队代表帝国作战，如不听从苏丹的征召，其属下的土地将被剥夺；农民租种封建主的土地，除向封建主缴纳地租和什一税外，年满14岁的基督教徒还要向帝国缴纳人头税，并且基督教徒家庭须定期交出若干男孩作为贡税，以补充近卫军的兵员。
在宗教政策上，一方面，由于“伊斯兰教法承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跟穆斯林一样，是圣经的居民。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奉有一部圣典——一部成文的启示录。他们的宗教信仰被认为是合法的，只是不够完全，因为穆罕默德已取代摩西和耶酥基督”，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颇为宽容，允许他们在受到某些限制和付出若干代价的情况下奉行其宗教信仰”。②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在基督教地区推行伊斯兰化，皈依伊斯兰教可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好的经济条件，一些基督教徒因此改奉伊斯兰教，这种现象在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尤为突出。
应该承认，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由于它主要通过中东欧当地的封建主实施统治，“在帝国内部，当地居民保留了他们大部分文化传统和自治”；③由于帝国的宗教政策较为宽松，“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欧洲所空前未有的信仰自由”；④由于“帝国的繁荣”，“即便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境况也较为不错”；⑤中东欧南部地区人民的境遇还不算太糟糕。但毕竟，中东欧南部地区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的影响“不管是作为统治者还是敌人，后者滋养了好斗和复仇的文化，都是深远的”。⑥
首先，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导致该地区矿工大量迁移，原来较发达的采矿业迅速凋敝。手工业种类虽大为增加，但大多规模不大，生产水平较为落后，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手工工场，只有与奥斯曼帝国经济、军事有密切关系的畜牧业以及制炮、制刀、马具生产等手工业发展较快。⑦
其次，“提马尔”制度的实施在某些地区激起深受剥削的农民和失去土地的封建主的激烈反抗，抵制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多次爆发，并一再遭到镇压。常年的战争和奥斯曼帝国的占领严重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经济。阿尔巴尼亚城市里几乎没有手工业者，商业完全停顿，“平原和山区各地的乡村的自然经济巩固下来了，而它们是与外界隔离的。土耳其的占领把阿尔巴尼亚向后推迟了有几个世纪”。⑧
再次，以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为代表的对伊斯兰教的皈依埋下了中东欧南部各民族间宗教冲突的祸根，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裹胁和利用着被征服地区的各个民族”，“各民族的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杂居状况显著增多”，⑨这种杂居状况更是淤积了民族纷争的土壤。
17世纪末，面对国力的衰退和军事封建制度的危机，奥斯曼帝国中央政权的控制和地方自治倾向同时加强，帝国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同时提高赋税，致使经济剥削不断加重，阶级和民族矛盾不断升级，战乱不断爆发，中东欧南部地区与西欧的差距拉大。
在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奥斯曼帝国不再信任当地的统治者，自18世纪初开始直接从“法纳里奥特”人⑩中任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君主，把他们纳入帝国行政等级之内，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两公国的自治权。“奥斯曼帝廷通过法纳里奥特人，向两个公国榨取了大量产品和金钱，从而推迟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因素发展得很缓慢。”11同时，“法纳里奥特”人统治时期，“贪污、管理不善、滥征苛税以及腐化堕落是最主要的特点”，他们“平均需要花3年时间去填补为了获得这一地位所花销的钱，并且还要使自己的财产增值，于是压在当地人民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直至达到一个实在无法容忍的地步”。12
在塞尔维亚，近卫军已不靠当地基督教徒的孩子来补充兵员，而是吸收穆斯林的子弟。近卫军指挥官“在很大程度独自行使其权力，残酷任性不亚于西欧任何封建贵族”。13甚至“土耳其的法律也无力保护基督教农民不遭他们勒索和虐待”。14在近卫军的压迫和掠夺下，塞尔维亚的社会经济条件日渐恶化，发展严重滞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