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巴尼亚，“提马尔”制度走到崩溃的边缘。封建主只关心从“提马尔”和商业经营中获取收入，不再服从苏丹的调遣，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财政危机经常发生，只能通过剥削农民来填补亏空。农民陷入奥斯曼帝国和地方封建主的双重剥削之中，不得不出卖土地，沦为雇农。封建主则通过扩展领地、侵吞帝国捐税、掠夺商人利润壮大力量，封建主之间以及封建主与帝国中央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封建割据局面出现，战争频发，经济发展一蹶不振。
在保加利亚、马其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奥斯曼帝国的横征暴敛、地方官吏的贪得无厌、愈益加剧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时爆发的动乱和战争阻碍了发展，落后难以避免。
总之，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中东欧南部地区不仅“没有体验过西方的那种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自由主义”，15而且在军事封建制度下，“以官僚主义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倒退到自然经济”，16手工工场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受到限制，宗教和民族构成也因奥斯曼帝国的征服与扩张而趋于复杂。17世纪末以来，随着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其统治愈益暴露出“最恶劣的特色”，17中东欧南部地区的发展落在了西欧的后面。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东欧北部地区
自1526年奥斯曼帝国大败匈牙利王国到1718年《帕萨罗维茨条约》签订的近200年时间里，匈牙利、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捷克等中东欧北部地区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争夺的对象、中东欧各民族反抗异族统治的战场和30年战争的策源地，其发展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和破坏。
在两大帝国的争夺中，原匈牙利王国中部地区毁于奥斯曼帝国的征服战争；包括斯洛伐克在内的西部和北部地区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对土耳其人破坏性进攻的抗击和保持战备状态，要求斯洛伐克人民作出巨大的牺牲，从而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18；东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建立的公国“显然不可能有完全的独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都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属地”，19不断蚕食其领土。克罗地亚位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交界地带，成为哈布斯堡王朝抵御奥斯曼帝国入侵的主战场。与此同时，匈牙利、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1618年在捷克布拉格发生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更是引发了一场持续30年的国际战争。
战争极大地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劳动力的短缺致使领主加重了对农奴的剥削和压迫，封建农奴制得以加强，但不利于城市发展、工商业扩大和生产力提高。就在此时，“随着‘地理大发现’年代的到来，世界的贸易中心已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这种变化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但同时也使易北河以东的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晚了几百年”。20
1718年后，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克罗地亚大部纳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发展轨道。此时的哈布斯堡王朝，经济上落后于以英国、法国和荷兰为代表的西欧国家，政治上面临沦为二流国家的危险。为扭转颓势，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玛丽娅·特蕾西娅及其子约瑟夫二世于18世纪下半期推行改革，实行开明专制制度。
首先，采用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以优惠税收、提供贷款等方式支持建立工业企业，并在国际竞争中通过提高关税保护本国企业。对于它统治下的中东欧北部不同地区，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存在差异。在捷克，王朝政府积极扶植手工工场。而在原匈牙利王国所属地区，王朝政府为使其为奥地利本土和捷克的工业发展提供原料和市场，有意阻碍手工工场的发展，对从原匈牙利王国地区进入奥地利本土和捷克的工业品征收与从境外进口的工业品一样的高额关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