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废除农奴制。鉴于农奴制对劳动力的束缚和农奴起义的频繁爆发,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只有解放农奴,才能使工业生产获得大量劳动力,并借此得以广泛发展。玛丽娅·特蕾西娅“对农民被迫付出的劳动服务和税收总量设置了最高限度,从而向最终废除农奴制迈出了第一步”。21约瑟夫二世废除了农奴制,“使农奴获得自由,取消了他们对庄园主的大部分义务,并剥夺了领主所拥有的对农民实行制裁的传统权利”。22
再次,倡导宗教宽容。约瑟夫二世下令宽容一切宗教,停止迫害新教徒,允许新教徒和东正教徒在一定限制下开展宗教活动和担任公职,给予犹太人相同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乃至晋封犹太贵族,并与教皇公开对抗,限制罗马天主教会权力,剥夺教会的书刊检查和出版批准权,还解散了一批修道院,用其财产资助世俗医院。
最后,实行专制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上,改革税收体制,取消贵族和教会的免税特权,严格进行土地登记,防止漏税。在政治上,削弱地方贵族权力,强化中央行政管理。在文化上,推行德意志化政策,规定德语为官方语言。
重商主义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农奴制的废除满足了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宽容异教的措施营造出精神和思想上的宽松氛围,既解放了思想,也有助于吸引来自新教国家的手工业者、工业企业家和犹太商人前来经营。哈布斯堡王朝属下的中东欧北部地区的落后状况有所改变。捷克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纺织业和玻璃制造业成为主要工业部门,手工工场大量建立,家庭纺织工和手工工场工人数量明显增长,“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统治末期,有一个棉纺织厂雇工竟达4000人之多”。23到18世纪末,“在农业和工业中已经明显地出现了加速封建经济—社会制度瓦解和为资本主义经营开辟道路的某些变化”,24农作物种植面积加大,产量提高,人口增长,手工工场扩大,工业生产和国内外贸易增长,捷克成为奥地利帝国中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斯洛文尼亚的炼铁、纺织等加工业和农业有较大发展,交通状况得到改善。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和克罗地亚的采矿业比较活跃。匈牙利、斯洛伐克的农业生产水平大为提高。
但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开明专制制度也存在着不利于其属下中东欧北部地区发展的一面。区别对待的重商主义政策在推动捷克工业快速进步的同时,延缓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地的工业发展,农业依旧是它们的主要生产部门,“哈布斯堡君主政体下的西半部和东半部经济发展的差别更为加深了”。25农奴制的废除并不彻底,“在某些地区,农奴制的剥削形式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叶”。26中央集权制则限制了捷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地方权力,加剧了它们与王朝统治者的冲突。而在原匈牙利王国地区,向匈牙利贵族征税的努力和德意志化政策遭到抵制,匈牙利语被广泛推广,使得居住在该地区的斯洛伐克人、特兰西瓦尼亚人在受到德意志化威胁的同时,又面临着匈牙利化的危险。克罗地亚则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集权措施,加强了与匈牙利的联系。中东欧北部地区各民族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的矛盾因经济发展、思想解放所推动的被压迫民族的觉醒而变得更为尖锐。
武装干涉法国革命和与拿破仑的战争使哈布斯堡的财政状况严重恶化,许多企业因缺乏资金而倒闭,捷克的纺织业和玻璃制造业也因失去出口市场而蒙受巨大损失。1809年,拿破仑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部分地区建立伊利里亚行省,暂时中断了哈布斯堡王朝对该地区的统治。法国的短暂统治不但打击了这一地区的贵族特权,改善了物质状况,而且更重要的,“它第一次使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相处”,27对唤醒南部斯拉夫人的民族意识颇有助益。1815年哈布斯堡王朝专制统治的恢复压制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地区的自治倾向,但已经复苏的民族感情不会轻易消失,主张统一南部斯拉夫各民族的伊利里亚运动由此逐步形成。
19世纪40年代,随着蒸汽机在工业生产中的广泛使用,捷克在中东欧地区率先开展工业革命。匈牙利也开始摆脱对奥地利的经济依附,建设自己的工商业。而在斯洛伐克,工业革命的到来则要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