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是每个人的归宿，也是每个人心底难以回避的无助。即使活得快乐光鲜的年轻人，想到自己年老时可能忍受的凄凉和孤独，也难免会感到一丝可怕和无奈；而那些年轻时生活得不好，在“天伦之乐”方面有着更多焦虑的人，恐怕会更加悲观。
中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延迟退休政策或将出台、各地养老金面临压力等消息不断传出，尽管并不确凿，却往往能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响……大众普遍焦虑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终究会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一方面，了解青年人对老年生活的预期及其可能采取的行动，可以为老年政策、退休政策和相关经济政策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了解公众的危机感及其制度根源，能够及时把握社会心态和青年群体的信心状况。
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213份，调查对象为18～35岁人群。调查内容包括公众对晚年生活的预期、可能影响公众晚年生活预期的因素、当前行为选择中对于养老的考虑、人口统计学变量等四个部分。
对衰老的看法，是影响受访者对于老年生活幸福感预期的最重要因素
用最佳尺度回归分析各项观念变量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受访者晚景预期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见图：
对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乐观程度影响受访者对于老年生活的预期。影响老年生活幸福感预期的首要因素是人们对于衰老本身的看法。除此之外，对经济状况的预期也是重要影响因素，18～35岁受访者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越有信心，其养老预期越偏向乐观（Beta=0.18）。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经济预期对个体生活状态预期有较大影响。显然，在人们心中，老年生活是否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与整体经济水平相关的物质生活水平决定的。另外，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稳定程度的看法与养老预期呈正向相关（Beta=0.15），并且主要是与社会生活预期这一维度有关。可见，那些猜测中国未来社会不确定性增加、且自身安全感较低的人，更可能对老年生活持悲观态度。
对老年人娱乐产业发展是否乐观，对受访者的老年生活预期有重要影响。青年群体对于未来老年人娱乐产业发展程度的预期，对老年生活预期有较大影响（Beta=0.24），且其影响的程度大于对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乐观程度。对此可以做如下解释：首先，老年人娱乐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集中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后者的预期；其次，在人们看来，生活乐趣逐渐成为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再次，当前主要偏向年轻群体的主流文化，使得人们对于老年人可能缺少合适的文化产品有更多担忧。
我们曾预测，相比其他因素，受访者对医疗体系的看法（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信心）会更显著地影响受访者的晚景预期。然而在模型中，其回归系数较低（Beta=0.10），说明对晚景预期影响较少。
养老预期似乎不受人口统计学特征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性别、户籍类型、消费水平以及学历等因素对受访者对于老年生活预期的影响并不显著，或虽显著但重要性较低。对此有以下解释：公众的养老预期受各种各样观念的影响，而这些观念中的大部分并不能被模型中的变量所反映；或者说，公众普遍对衰老的忧虑超越了物质资源掌握能力的差距，养老焦虑普遍存在，即使是高学历、高收入或具有其它社会优势的人也无法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