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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生态问题需提升政府能力(2)

生态危机的根源:工业文明的“丛林法则”

地球环境出现生态危机,并危及人类文明,主要是从农业社会开始的。农业文明使人类过着复杂的社会生活,《新全球史》中记载,在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500年间,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北部、中国、中美洲以及安第斯山脉中部都独立发展了复杂社会。绝大多数的复杂社会,其前身都是最初生活在能够灌溉的河谷地带或是靠近水源地区的规模较小的农业群体,他们都建立了政治权威和政府管理部门,通过税收和收取贡赋的方式将社会剩余产品集中起来,再分配给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农业文明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人口猛增和人类定居生活,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在较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大量的森林变成了农田,地表植被遭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地球生物圈的面貌发生改变。为了满足人类越来越多的需求,过度放牧、过度耕种成为必然,人类文明的发源地遭受着地球生态的报复。

当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力远超农业文明时期。大约在18世纪,人类首先在西欧进入了工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的基本特征是通过科学技术来控制和改造大自然,制造出在大自然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的产品。人类对大自然的态度也与农业文明时期大不相同,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成为了人类对待自然的主流思想,将大自然当作是取之不尽的资源来源。

中国农业文明的繁荣昌盛,在一定程度上被证实是对自然掠夺速度较慢的一种发展模式,以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经济,虽不能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创造出庞大的生产力,却也不会创造出一种强大的吞噬自然的力量。相反,大机器的使用,城市的发展,便捷的交通,人口的激增……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提升了社会的生产力,创造出巨量的社会财富。但是,工业化的发展以矿物燃料为主要动力,黑色的石油和煤炭被开采,黑色的烟雾、黑色的河流,随之带来的是黑色的工业文明。

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物质、精神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和发展,科技的进步使生产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人类在这一阶段拥有了改变地球命运的能力,却不知命运之神把人类推向了另一个深渊。工业文明实际上遵循的是野蛮的“丛林法则”。所谓文明,不过是相对于大自然的野蛮和无情而言的。当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破裂之后,人类真正的灾难便开始了。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每一个环境污染的实例,都是大自然对人类敲响的一次警钟。

中国的生态治理问题:经济发展挤压生态治理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共产党人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就坚定地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定走工业化道路。康乾盛世时,即便英国正大力发展工业化,中国的GDP当时仍然稳居世界第一。此后,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并未停止发展。然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却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越了中国,这是工业文化对农业文化的胜利。帝国主义国家凭借着工业文化的优势入侵中国,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人才开始放眼看世界。无数仁人志士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必须走西方国家正在走的工业化道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富民强国,才能抵抗外侮。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抵抗外敌,推翻反动统治,最终走上富民强国的工业化道路。今天,中国终于在工业化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工业化是把双刃剑,在其身上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让我们发达起来了,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人类文明达到了顶峰;另一方面,生态破坏就像魔咒一样伴随着工业化国家,中国也未摆脱生态破坏的魔咒。事实上,后发展的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西方工业化会带来环境污染,并一直致力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其结果仍然是政府生态治理“局部有效整体失灵”。检讨政府生态治理行为,难道是因为我们政府治能力不足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工业化取得的成就充分证实了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大。准确地说,政府治理能力并非不强,而是政府在某些方面的治理能力强大,在另一些方面因各种原因未能显示出其强大的治理能力。当前,政府在生态治理上就未能体现出强大的治理能力。

中国政府除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发展经济的能力现代化之外,还必须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展示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这种政府能力的现代化,给予了我们认知政府在生态治理能力上现代化的可能。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30余年里,能通过发展工业化实现富民强国,也能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生态的良好治理。这种可能的前提是政府能力现代化,尤其是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成就,是政府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方面,达到这一方面现代化的原因就是政府将自身“能力”全部放在了“发展是硬道理”上,政府的一切力量都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今天,检讨政府能力的现代化,就可发现我们还没有像发展经济那样,把生态治理当作是“中心”工作。当前,推进政府能力的全面现代化,需要政府把更多的“能力”放在生态治理上。

(作者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社科研究重大项目“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4ZDAXM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长效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J213103;江苏省协同创新中心“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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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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