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开始实施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利用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快速提高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工业产业和环境污染的输出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解决了人口与粮食之间的矛盾并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当初频繁出现在发达国家中的“环境公害事件”也开始在中国出现。中国政府积极应对“世界工厂”给自己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国家战略，将“美丽中国”作为“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治理并不缺少市场、资金、技术和法治，但是，生态环境危机却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蔓延并升级换代。分析和比较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两种不同的生态治理路径，有利于我们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性生态环境危机的起因，并最终找到中国治理生态环境危机的最佳途径。
发达国家治理生态危机的路径：先发展后治理
工业文明在为发达国家带来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给本国乃至世界各国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甚至严重地危害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但是，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生态环境问题经历上百年甚至长达近200年才初步得到遏制。工业革命发端于英国，雄起于德日，完成于美国。英国的工业革命离不开煤炭，伦敦最早记载的由燃煤引起的雾霾天气发生在1813年；1873年12月7日至13日，伦敦雾霾造成近千人死亡，这是人类史载第一次与燃煤烟雾有关的大规模死亡事件。1953年，日本的“水俣病事件”造成20多万人汞中毒，成为仅次于广岛、长崎原子弹之后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人为环境公害病。美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升级版和完成者，于1908年开启了世界汽车工业革命的大幕，美国洛杉矶市几百万辆汽车向大气中排放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将洛杉矶变成伦敦之后的第二个雾都，燃油尾气在阳光的照射下多次形成“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直接造成数千人死亡。
面对“环境公害事件”，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受害者和民众不断向政府和相关企业进行抗议，各国政府则一直采取镇压或者被动应付措施。在伦敦雾霾造成千人死亡事件发生80多年之后，英国才颁布实施了《空气清洁法》。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详细讲述了化学杀虫剂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伤害了益虫、鸟类和鱼类，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1968年，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瑞士等10个国家的30多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联合成立“罗马俱乐部”。1972年3月，“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从世界人口、农业、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五个方面阐述了以工业革命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但是，在控制资源发展经济的权利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却一味地逃避义务。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以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过重负担为由，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安排，但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方面没有达成共识，因而没有能够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文本。2013年，在华沙气候大会上，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会议期间展开激烈角力，最终就德班平台谈判、气候资金和损失损害补偿机制等焦点议题达成协议。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不愿意承担共同责任，因此，华沙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同样，2014年的纽约气候峰会上，各国除了表达继续协商之外，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从民间到联合国，从里约热内卢到约翰内斯堡会议再到纽约峰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人类不仅没有阻止环境灾难的频繁发生和世界性蔓延，而且气候变暖等全球性生态环境灾难仍在不断累积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