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生态环境危机的路径：边发展边治理
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环境公害事件”的时候，中国正面临人口和粮食之间的矛盾。马寅初先生早在1957年就发表了《新人口论》，指出人口增长的速度过快将抵消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因而提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对人口增长加以控制。但是，从战争废墟中诞生的新中国仍然面临着新的战争威胁，“备战备荒”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因此，马寅初先生倡导的计划生育政策直到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其作为基本国策之后才得以贯彻落实。在此期间，中国通过毁林造田、填海造田、垦荒造田等活动扩大耕地面积，以期解决人口与粮食之间的矛盾。同时，通过开展“上山下乡”等运动，来缓解城市人口对粮食和就业的压力。这些措施虽暂时缓解了中国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压力，但是从中长期而言，这些措施却造成了森林减少、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自然灾害增多等更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围内加剧了中国人口与粮食之间的矛盾。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原始工业体系，此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入了后现代和后工业时代。中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遇到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环境公害事件”。1971年，北京市官厅水库水质明显恶化，引起周恩来同志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72年，原国家计委和建委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这份报告为中国治理生态环境污染奠定了政治和法律基础。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次就环境保护作了如下明确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同期制定和颁布的环境保护标准还有《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以及《食品卫生标准》等等，使中国的环境管理初步具有了一系列定量指标。1979年，中国正式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
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恶化现实，中国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工业化水平以及生态环境现实，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标准，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环境治理法律体系。
两种模式的本质区别
纵观“先发展后治理”模式的历史过程，在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条件下，西方发达国家并不缺少生态治理的市场、资金、技术和法治，从恩格斯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到克里斯蒂安·福克斯2013年的《数字化劳动》，都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缺少的恰恰是对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健康负责的人本情怀。真正促使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生态治理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大规模的生态社会运动，另一个就是生态帝国主义。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规模，直到1970年4月22日，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发生了2000万人的大规模环保示威游行活动，西方发达国家才真正重视并采取各种措施改善环境。而此时，德国鲁尔工业区仍然昼同黑夜，日本的乌鸦也已难见踪迹，伦敦雾都依然被雾霾笼罩，美国洛杉矶仍然不断发生光化学事件。
西方发达国家在采用技术、法律等手段外，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向第三世界国家大规模转移污染严重、能耗高的产业。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将传统汽车工业转移到中国；中国利用自己廉价的土地、矿产资源和劳动力向全世界提供现代电子科技产品；美国通过世贸组织等以低廉的价格迫使中国出口环境污染严重的稀土资源。
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发展问题，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法治和技术等手段的基础上进行“边发展边治理”属于势不得已。但是，中国发展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同时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进程，关切全人类福祉问题，倡导并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在厦门的PX事件、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事件以及北京雾霾治理过程中，中国各级政府都没有采用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常采用的镇压或者拖延手段，而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积极采取相应的整改和治理措施。
除东部沿海地区外，中国大部分区域还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中期乃至初期阶段。贫困人口规模大，扶贫对象尚有1.22亿，并且中国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资源占有量分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40%和25%，石油、铁矿石、铜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分别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7.7%、17%、17%。 虽然中国始终强调和平崛起，不输出革命和饥饿，不参与“生态帝国主义”，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如果中国将发达国家业已“完成”的工业文明模式作为追求目标，就必然与西方发达国家乃至第三世界国家因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而发生矛盾和冲突。由此可见，中国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国家都已经无法完全复制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模式，寻找包括新能源在内的全新文明模式，必然成为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今后的不二选择。
生态文明是中国在国内自然条件和国际政治条件双重约束之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条件下对人类未来文明形式的一种理论和实践探索，为全球性生态治理提供了一种综合模式图景。党的十八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因此，全球性生态治理必将借助于市场、法治和技术手段，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领域着手进行综合治理。
（作者为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生态问题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