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8日刊文引述学者分析指出，“新常态”无疑是2014中国深化改革元年关键词，“新常态”是真正大转型时期的开始，需重构新增长模式和新发展源泉，而结构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为必然选择。“新常态”意味着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失衡的改革与大重构的过程，因此，中国的“新常态”是全面改革与全面结构优化。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陈雨露受访时表示，“新常态”思想是中国经济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治理思想的有机组成。
论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陈雨露说，其本质是从传统稳态增长向新稳态增长迈进的“大转换时期”，与发达国家“新常态”近年所讲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具有很大的差别。不是重返危机前繁荣状态的恢复过程，而是全面结构性改革进程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发展源泉的过渡过程。潜在经济增长在波动中逐步回落，而非迅速步入新的稳态增长路径。因此，“新常态”不是增速不变的常态，是增速变化的常态。
突破“危机救助”宏调教条
“新常态”不仅是“去杠杆”、“去产能”的危机救助过程，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在不断凸显中得到重构，风险在不断暴露中得到缓释的过程，因此，中国新常态的主题词是“改革”、“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
此外，“新常态”还意味着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与宏观治理系统之间失衡的改革与大重构的过程，因此中国的“新常态”是全面改革与全面结构优化。
而上述内涵也决定了“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必然与传统政策框架有着本质区别。
“按照目前计量测算，中国增速回落中70%是结构性因素，但依然有30%是周期性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具有易变性。这种特性就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新常态’时期既不能简单跟随凯恩斯主义，也不能盲从于新古典主义。”他补充说。
也就是说，既不能用简单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刺激政策来应对经济增速的回落，也要避免陷入新古典主义“无为而治”的陷阱之中。
警惕引发系统性风险
陈雨露还提醒，要重视结构性问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利用宏观审慎监管弥补传统货币政策的缺口；要打破“调控”与“被调控”的两分法，将改革与调整贯彻到底，利用全面改革重构宏观经济调控的框架及其传导工具。
陈雨露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大转型的时代，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不能用来有效地衡量经济运行的效果和质量。因此，必须用指标体系的组合和指标的区间来相对衡量经济运行的健康状态，“底线管理、区间调控”也是这种判断的政策产物。
被问及“对经济最为担忧的问题”，陈雨露表示，一是对于“新常态”没有正确认识，面对经济下滑就采用非常规的刺激政策，从而错失目前“大改革与大调整”的良好窗口期；二是对于“大改革与大调整”所带来的各种冲击和风险重视不够，使经济下滑跌破了经济和社会难以承受的底线，并导致系统性风险全面爆发，经济出现硬着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