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鞅以法治国思想的精华是2300多年传统中国以法治国思想的最高成就。商鞅以法治国中的法治是治理国家的最好方法，其法治思想体现了强国利民因循的原则；同时，商鞅提出并践行了法治是人人平等、法治高于权治、法治就是治官、法治就是利民爱民、法治就是法官独立、法治就是普法等思想。商鞅的法治思想对于当前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而言，都具有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当代中国的法治应汲取商鞅法治思想的精华，创造法治建设的新版本。
【关键词】商鞅 现代国家 治理体系 依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K825.19 【文献标识码】A
如果说法律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标准的话，那么法治就是现代治理的第一个标志。中国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以成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也有2500多年的历史，然而其中的4800多年都处在人治、或人治大于法治的历史时期。自秦始皇后期到汉唐宋、乃至明清所实行的法，虽然有秦律的影子，却无商鞅以法治国的核心和精华。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中，盛行贤人政治崇拜、明君崇拜、人治崇拜、人治迷信，却少有法治崇拜、法治信仰。商鞅在秦国以法治国的实践，为中国此后的大一统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在今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伟大实践中，让商鞅的以法治国思想再次闪耀出时代的光芒。拭去历史的尘埃，剔除商鞅思想中的糟粕和局限，从商鞅的以法治国思想中，发掘出依法治国的现代元素，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治取代人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代治理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使国家治理从人治走向比较彻底的法治，或者从吏治为主转变为法治为主。法治是现代治理的第一个标志。
以法治国不是商鞅的发明和创造。商鞅之前的华夏历史中有许多以法治国的元素。夏朝已经产生了《禹刑》，商、周两朝也分别有《汤刑》和《九刑》等法律。管子是法家的第一位先驱者，记载他言行的《管子》一书首次使用了“以法治国”的提法。春秋时晋文公采用狐偃的建议，实行“信赏必罚”、“法行所爱”（《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春秋末期郑国第一次公布了中国的成文法——子产的《铸刑书》（公元前536年）；公元前513年由晋国第二次颁布了成文法《铸刑鼎》；魏国的李悝在魏文侯时著《法经》。
但只有在商鞅治理秦国时，以法治国的思想才得到系统的论述，才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全面和彻底的实践。商鞅之法有刑法，但绝不仅仅是或者主要不是刑法之法，他的法是变法之法、政法之法、法律之法、权力利益之法、农战之法、军功之法，更根本的是，这个以法治国之法，是爱民利民之法，是强国之法。法治与人治相对。商鞅并不否定德治、人治的作用，但是，不同的时代必须有不同的治理之法，法治必然取代人治。在古代，“民朴以厚，故先德而防”，但是，“今之民巧以伪，治于今者”，只能“前刑而法”（《开塞》），法治取代人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画策》）。
治国最好的办法就是行法治。“法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定分》），“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开塞》），对老百姓最有利的法理方法，就是通过立君行法来治理国家。“法者，国之权衡也”（《修权》），法是国家衡量是非的标准。法治的基本表现就是国家按法律处理一切事务，有了严格的以法治理的规则，就从人治变为法治，也就是“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说民》），官吏依法办事，不必听命于君主，老百姓遵法办事，不必听从官吏意志。“明君错法而民无邪，举事而材自练，赏行而兵强。此三者，治之本也”（《错法》）。推行法治，民众就没有犯罪的邪恶行为；发动战争，就会造就干练的人才；实行赏罚，军队就会强大。这三个方面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君臣》），明主“不可以须臾忘于法”，“法任而国治矣”（《慎法》）。明君如能以法治国，必将“天下大治”（《定分》），否则，就是“国失法则危”（《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