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商鞅法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壹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举之上者，自免无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赏刑》）。
法律能不能实行，关键在于如何处置犯法的权贵和社会上层。人分三六九等，但商鞅认为，不论什么人，只要犯法，就应当受到同样的处罚，反之，若不违法，就不应受法律惩处。除了前面所说的王公贵族与庶民同罪之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包括了以下内容：
第一，功臣与平民平等。谁也不能以过去的功劳而置于法外。功是功，罪是罪，不能以功折罪，功不抵罪，也不能无功加罪。
第二，名人与普通人平等。名气再大，也不是减刑的理由，犯了罪就和普通人一样受处罚。
第三，行善与行恶一样平等。不因你过去的善行而减刑；也不因你过去犯过罪而加刑。
第四，忠臣孝子与平民平等。法治与道德规范无关，孝忠是德性修养，不是减刑的理由，不孝子只要不犯法就不受罚。
第五，官吏与百姓平等。只要犯法皆处罚，不因官吏权大而减刑；也不因是平民百姓而加刑。
第六，富人与穷人平等。只要犯法就要受罚，即使家有千金，也不能花钱去减刑、也不允许向法官行贿。
第七，凡举报长官的犯罪事实的，不论举报者是谁，都可以得到法律规定的赏赐。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商鞅对反对变法的人和政敌也讲法治，政敌也受法律保护。
不管反对变法还是赞成变法者，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变法之初，“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这是最早的上街游行抗议事件，商鞅只是惩处了为首的太子集团，对其他人没有重惩；变法十年后，又有人上街庆祝，“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同样以国法不得私议为名惩处之。虽然当时确无民众议论的自由，但商鞅对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同样做法是以法为准作出同样处理的。
太子、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被法办，秦国的贵族集团被剥夺特权，这些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对商鞅恨之入骨，从政治上说都是商鞅的敌人。商鞅在秦国执掌大权二十多年，以他的智慧和权谋，铲除这些政治敌对势力是不成问题的，但商鞅并没有这样做。商鞅只是依法废除了贵族的特权，但对贵族也没有采取政治消灭的做法，对守法的贵族也没惩罚。这就是说，即使是政敌，在法律面前也是人人平等的。相对于后来秦国贵族集团公报私仇并处商鞅以车裂的酷刑，更显示出商鞅以法治国精神的可贵。
以法治官是法治的重要内容
所谓法治，当然也包括以法治官。从《商君书》中可以看到，商鞅的以法治国，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只治民，不治官。实际上，如何治官、如何防止官员滥权、如何让官吏不扰民害民，也是商鞅以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他提出了明确法制权以使“官无邪”的思想。“善为国者，官法明”，“常官则国治”（《农战》）（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管理和任用官吏的法令制度严明，以法治官则国治），他虽然没有发展出近代的所谓三权制衡分立的理论，但他对如何以法来制约官吏的权力，如何以法来减少官吏对民众利益的损害，也有很多论述。
商鞅明确提出了“邪官”概念，并对如何进行“邪官”治理提出了惩防一体的许多措施，减少和防止邪官滥权。除了提出官员犯罪应当重治的观点外，商鞅还提出了如何防止邪官犯罪的措施，这些措施有：“无宿治，百官之情不相稽”（《垦令》），不准官吏办事拖拉相互推诿，不准扣留该办之务，不给官吏机会和时间去向民众索取财物和谋取私利；针对官吏“禄厚而税多”（《垦令》）的现状，商鞅提出要对这些官吏家庭按食口人数课以重税和重赋，以此减少达官贵人多收食客、邪恶不正、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者；不准大夫家雇工（无得取庸），减少大夫家的不劳而食者；“贵酒肉之价”（《垦令》），减少官吏因大吃大喝而荒废政事、浪费国家财政、鱼肉百姓的机会；贵族家的子弟必须负担徭役，要和农民一样从事农业；“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垦令》），即不使官吏游山玩水游于百县；统一规定国家的官吏制度，“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犯了错误也不能隐瞒，“官属少而民不劳”，减少邪官的人数，使百姓少受邪官的盘剥；“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飨食之”（《垦令》），禁止不法之刁民与官吏勾结，减少游手好闲之人与官吏勾结残害农民的机会。对于如何才能治住这些邪官，商鞅的回答是，只有“治法明”，才能“官无邪”（《壹言》）。“法平吏不奸”（《靳令》），只有法律才能防治贪官污吏。法律应该规定官吏什么能做而什么不能做。
同时，为了防止官吏滥权和以权谋私，商鞅还提出了三条措施：一是地方各级行政与法官分离，行政长官不司法，由专任法官司法并对行政官吏进行监督；二是百姓可以依法抵制官吏的不法行为并对官吏进行监督，可以“告官”、“告奸”；三是官吏上下级之间进行监督，官吏有了以权谋私或滥用权力行为时，知情的官员必须告发，知情不告者同罪；而及时告发滥用权力的官吏可以得到赏赐，甚至可以继承被告发邪官的职务和财产。
此外，治官的管理也包括以法律来规定官吏的提拔和升迁。商鞅提出了唯功是举的原则，只有对国家有功（军功、粮功、政功）者，才得能到提拔和升迁。当时规定凡有军功的人，各按标准升爵受赏；“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境内》）。王族里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家族的名册。明确尊卑爵位等级，各按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衣裳、服饰。有军功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兵强而国富者王”（《去强》）。“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外内》）。“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除此之外，依法办事的官吏把政事治理好的就提升官职，“常官治者迁官”（《去强》）。不仅刑无等级，赏也无等级，只要有功，不论其是否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均可受赏。这些做法对防止和杜绝跑官买官、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任用庸才有很大作用。这一制度也用在商鞅身上。商鞅为秦孝公进献以法治国之策，对秦有大功，但作为谋士，没有军功，因此一开始只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在二十级的爵阶中只位居第十等；十年后法治取得明显的成效，秦孝公才把商鞅任命为大良造，位居二十级爵位的第十六等；直到打败当时的强国魏国有了军功之后，商鞅才得以封为商君，相当于最高公侯的爵位。
官吏升迁主要靠功绩，但德行也起一定的辅助作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秦时期制定的《为吏之道》，从个人的品德、素质到做官的行为，都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开头就是“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正直、无私是做官的品德，“慎谨坚固”是做人的素质。《为吏之道》还提出为吏“五善”：一是“忠信敬上”；二是“清廉毋谤”；三是“举事审当”；四是“喜为善行”；五是“恭敬多让”。如能做到这“五善”，就“必有大赏”。此外，《为吏之道》列举做官吏的八种行为，从正反两个方面比较其不同的结果，以警戒官吏们要行为端正，不要作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