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深远的欧洲民族主义传统
当饶勒斯和他的追随者在为和平和社会公正斗争的时候，民族主义政党也因为国际间的紧张局势，而在欧洲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法德两国为了争夺摩洛哥（1905年和1912年两次摩洛哥危机）而剑拔弩张，俄奥因为塞尔维亚问题而引发冲突。在十九世纪末，民族与人权之间的连结正式瓦解了。对于1789年的革命者而言，民族保证了《人权宣言》基础上的每个公民的权利得到尊重。而法国共和制的反对派却反对人权，将之视为“抽象的”对民族的“肉体”归属。实际上，他们意欲剥夺的是外国人和具有犹太血统的法国人的人权。德雷福斯事件进一步扩大了外国人与犹太人的冲突。1894年，法国军官德雷福斯上尉（le capitaine Dreyfus）将军事机密出卖给德国人，军事法庭因其撒谎和文件造假而对他提起上诉，判处他终身流放。德雷福斯因其犹太身份，被法军参谋部轻易地认定有罪，这样便可以保护真正的元凶埃斯特哈奇少校（le commandant Esterhazy）了，而后者才在实际上把机密文件卖给德国人的元凶。德雷福斯是十年后才正式重获清白。这一波澜曲折的事件，引起了法国社会内部激烈的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权联盟（La 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于1898年成立，以便维护种族主义受害者的权益。而民族主义者们，也在同一年成立了法兰西祖国联盟（La Ligue de la Patrie française），宣传对犹太人和外国人的仇恨。德雷福斯的捍卫者们，要司法还德雷福斯以个人清白，他们希望重新恢复被法庭以国家的名义所玷污的共和国的名誉。而反对派们，却站在军队一边：他们只考虑军事当局的荣誉，而对一个无辜者的判决漠不关心。在捍卫德雷福斯的这一事件中，大多数法国人看到的只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反军国主义。另外，还有更为极端的说法，巴雷斯（Barrès）就曾宣称：“只有在同一类人内部才有司法公正，而德雷福斯则是另一类不同的人的代表”。这种说法与人道主义相反：在巴雷斯看来，决定每个人人性的不是其作为人的事实，甚至也不是他的国籍（德雷福斯出身于法国家庭），而是他所谓的种族身份。从这种观点，衍生出了许多关于不同人种生物和心理特性的极端言论。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排外主义占据了法国的舆论。德雷福斯事件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乃至整个欧洲都激起了一系列伤亡惨重的反犹的暴力抗议。这种极端思想的负面影响，直至今日仍然没有消除。
经过德雷福斯事件中各方势力的尖锐对立，以及（1905年）一系列世俗化法案的颁布，自由派和中间派政治势力，受到各种极端政治派别的左右夹击：左翼的有反资本家、提倡和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右翼的有排外、反犹的民族主义者。研究这段历史的主流学者（例如像勒蒙（Rémond）、奥里（Ory）、维诺克（Winock）、西西奈里（Sirinelli）、普罗夏松（Prochasson）、勒吉纳（Lejeune）、施腾海尔（Sternhell）这样的学者）认为，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都激烈反对源自启蒙思想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这些知识分子攻击的是《人权宣言》的普适性原则。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数量上占了大多数，主导了思想界，他们维护像秩序、祖国、社会等级、独裁领袖掌控国家这些传统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也得到了绝大多数天主教徒的拥护。人们区分出了巴雷斯的民族主义情感和莫拉斯（Maurras）领导下的法兰西行动（L' Action française）的系统的民族主义。
夏尔勒·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完整的民族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拒斥一切民主原则，转而认同自然性的不平等，致力于复辟世袭君主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Barrès, 1862～1923），则希望一个由人民赋予其合法性的军事首领，作为议会代表的领袖，以挽救日趋堕落的议会制。他颂扬拿破仑为充满能量的导师。波拿巴主义是对高瞻远瞩、能改变历史进程的强权人物的意志和信仰崇拜。1789年的革命者参照的是古希腊的民主制和古罗马的共和制，而拿破仑所效仿的，则是像亚历山大大帝或凯撒这样古代的伟大征服者。拿破仑珍藏着几缕最初的几位古罗马皇帝的头发。拿破仑帝国的伟大恢宏（而拿破仑四处征战，给法国带来的一系列的灾难性后果就让它忘却吧!）激励着极端的民族主义，也成了想要有所作为的国家领袖的难以释怀的梦想，戴高乐是这方面的杰出榜样，而贝当则是个反面教材。
1940年，民族主义促使绝大多数的知识、经济和政治精英与纳粹通敌合作。巴雷斯认为，决定个人的并非是其所属的人种，而是其深埋故土的根。巴雷斯有一种以自然为依据的民族身份的决定论观念。这种观念与纳粹的观念相接近，日耳曼的优越性也是建立在“血统和土地”之上的。巴雷斯认为个人完全是由其出身决定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攻击淡化青年出身背景的共和派。他的小说《无根之人》（Les Déracinés）在二十世纪初获得了巨大成功。这部小说让很大一部分青年回归传统和排外的爱国主义。
总之，饶勒斯和巴雷斯呈现了两幅相反的民族和人道的图景。在饶勒斯看来，个人凭借着生活经验、教育背景、各种阅历，有能力塑造自我。饶勒斯从自身经验出发，认为劳动能够打破决定论，提高思想能力，改善社会生活。对此，巴雷斯回应道，人是受制于“遗传、血统、故土、种族”这些必要性条件的。巴雷斯是严格的决定论者：他认为，个人完全受制于其出身的阶层。如果一个人要打破出身的囚笼，破除传统，那么他就会像小说《无根之人》里所描写的那样，遭遇飞来横祸。饶勒斯的朋友吕西安·艾尔（Lucien Herr）为无根之人，也为人道主义者辩护：“无根之人，或者您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大公无私之人，而大部分人在自己的亲朋和私心面前，会迷失公平正义。”
根据受泰纳影响的实证主义，巴雷斯把人类生活简单地归咎于起因。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用人出生时的独特性，来解释人生整个社会历程的妄想。社会再生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机械主义。考察个人的人生轨迹，必须考虑到社会范畴（教育免费和奖学金制度）、思想范畴（从后天学习和阅读中获取的知识）、情感范畴（人与人之间的邂逅和友谊）中多方面的不同因素。个人通过从不同社会阶层中获得的各种经验来完善自己。例如，卢梭、狄德罗、饶勒斯、贝玑、阿兰·富尔涅、科莱特、塞琳娜、马尔罗和加缪都不是传统精英的继承者，而是无根之人，是从普通民众中走出来自学成才的作家。实际上，巴雷斯想要保留的，是生来就可以对民众发号施令的传统贵族的特权。他攻击遍布医学、高等教育、科学、工业、司法、军队和政治各个领域的，出身民众阶层的新兴的共和派精英。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饶勒斯相信民主和教育会有助于人道的进步，相反，巴雷斯则担心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会加速法兰西的衰落。饶勒斯认为，和平对于人道的进步必不可少。而巴雷斯则认为，法兰西已身陷迷途，除非爆发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幸或不幸的战争，抑或无休止的战争，都会成为所有高贵生命的源泉，是世上一切进步的肇因。”对于1914～1918年的那场可怕的战争，巴雷斯的咒语竟然一语成谶!对于巴雷斯这些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败下阵来的一方，战争是一种复仇。民族主义者声称，一场“伟大而光荣的”冲突，能够带来全新的纯净人性。他们成功地蛊惑了数以万计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幻想着要与《伊利亚特》和《埃涅阿斯纪》这些古代伟大史诗中所描写的英雄人物相比肩的学习文学的学生。1912年的一次调查显示：文科学生宣称，要在战争中找到一种有关能量和力量的美学典范……在他们看来，战争是完善人类德行，提升像能量、统治、牺牲这些他们最为看重的超越个体的价值的契机（阿拉贡）。最终，有50%（1905届至1918届）的高师学生死于战争。巴雷斯对此颇感自责……饶勒斯告诫青年要对鼓吹虚幻的伟大、怂恿献身和牺牲的宣传保持警惕。总体上，学习科学的学生，要比学习文学的学生头脑更清醒。至于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则对英雄般的憧憬并不动心，他们忐忑地观望着战争。许多欧洲人都意识到了战争带来的极端危险。饶勒斯参加了多次群众聚会。设在伯尔尼的“国际和平局”（Le 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apaix），由贝尔塔·冯·施图特纳（Berta von Stuttner）担任主席，联合了差不多500个和平主义协会的10万名成员。然而，拥护和平的人们却并不能阻止政府战争的决心。
在整个欧洲，领导阶层意欲发动一场战争来缓解社会矛盾：“法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精英们对战争的渴望，表明了他们想要为重新掌控社会创造有利条件的愿望”（阿诺·马耶）。阿诺·马耶认为，由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发展，和僵化的政治秩序之间的矛盾，在整个欧洲都普遍存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贵族维护着自身的特权。法国高涨的“完整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反映了人们想要回到由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专制政治体制（君主制或帝国）。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里，掌权的社会精英们试图保持他们的经济、政治特权，并通过煽动民众的好战情绪来回避社会问题。
那场战争是一次经济、政治和人道上的浩劫。来自非洲、亚洲和美洲的战士在法国战斗，然后长眠在了那片土地上，然而这并不是饶勒斯所梦想的“世界一体化”。他曾证明，由于新武器（例如，重炮、机枪、毒气、水雷和火焰喷射器）的运用，那场战争中的极端暴力更为残忍。人道，即认识到他人首先是我同类的意识，因为战争暴行而变得淡漠了。这也为二战骇人的残忍开创了先河。至于那些卷入战争的民族，也因为人口凋敝（整整一代欧洲青年毁于战争）、百废待兴（1919年，有7%的法国国土化为废墟），以及不合理的《凡尔赛条约》体系而付出了惨重代价：“第一次世界大战永远改变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势力平衡，这是其他任何一场战争都不曾实现的”（汉娜·阿伦特）。《凡尔赛条约》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划分，使得新产生的“少数民族”受到压迫。根据1789年的原则，民族的政府应当运用法律来保障公民的人权。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民族压倒了国家，民族利益代替了法律，希特勒如是说：“什么对德国有利，什么便是法律。”只要把少数民族排除在民族之外，便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权利：“民族国家在法律上相互平等的原则被废除后，民族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阿伦特）。尤其是那些白俄人、亚美尼亚人、西班牙的共和派和犹太人，被剥夺了国籍，流离失所，丧失了定居和工作的权利。他们丧失了这些权利，也就没有了合法身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被关进集中营，集中营制度在德国始于1933年，而在法国则是从1938年11月开始的……贝当政府取消了许多犹太人，以及像戴高乐将军那样参加抵抗运动的法国人的国籍。
民族国家与个人权利之间的矛盾，早在1887年第三共和国设计的殖民体制中就已经存在：在殖民地，唯有欧洲人才能作法国公民。而土著，根据《土著法》的规定则享有法国臣民的身份。他们被剥夺了绝大多数的自由和政治权利。总体上，这部法律明确了他们在强制劳动、征兵、征用和赋税方面的义务，却同时也规定了诸如限制夜间自由通行等其他侮辱性的措施。饶勒斯在1898年提议了一项关于给予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人口法国国籍的法案，但却被国民议会否决了。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数以万计的土著为了法国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尽管《土著法》早在1946年就已被废止，但法国当局却成功地使这部法案一直延用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在昔日被称作“法兰西帝国”的内部，唯有拥有法国国籍的欧洲人，才受到共和国法律的保护，而那些“土著”仅相当于罗马帝国的奴隶。这些受到压迫的人民，只有通过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发动的解放战争，才能有机会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对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与人道主义之间的紧张冲突做一梳理。至于今天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则需另文探讨。我在这里只作抛砖引玉之论。在一个被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需要被重新考量。
在一个唯利是图的世界里，捍卫人文主义价值观念
显然，在目前的体制中，人道主义文化并不能带来金钱。因而，由于经济、管理和传媒学科的发展，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教育在法国大学里的地位大大下降了。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半个世纪以前，大学里有14%的学生攻读人文学科学位。而今天这一比例下降到了7%。从2003年以来，选择人文学科的哈佛大学学生下降了三分之一。人道主义文化的不景气，不仅仅是因为高薪职业的诱惑，也还归因于通过各种媒体来传播的娱乐文化的绝对影响力。
不过，人道主义在法国有某种程度的抵御冲击的能力。例如，法国总统萨科齐在2006年和2009年都曾揶揄过《克洛芙王妃》这部十七世纪的文学作品。拉法耶特夫人的这部作品，是法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近代小说。作为对萨科齐言论的回应，许多大学都在公共场所组织了阅读小说的集会。在巴黎就有上千人在2009年2月17日那天聚集在先贤祠广场。我也在普瓦提艾的一个广场参加了一次公开的读书会。我们想要在一个唯利是图的世界里，捍卫人文主义价值观念：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塑造人自由的精神，更好地规划人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能够也应当被解读成多样性
在目前的情况下，民族-国家是保障个人和“少数民族”基本权利的必要条件，但却并不足够。民族问题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非洲和中东，在原先殖民地疆界的基础上划分出的民族领地边界，不断地引发战争、人口迁徙和大屠杀。在欧洲，只要想想南斯拉夫战争和目前的乌克兰战争也就足够了。在法国，源自二十世纪初极端主义党派、与纳粹有染，反犹并排外的“完整的民族主义”至今仍有影响力。这种思潮建立在破坏经济世界一体化，即法国的去工业化的基础之上：金融投资不再投入工业领域，而是把工业生产基地迁移到别的地区，从而使股东获益。去工业化的后果，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高失业率，让众多受害者陷入绝望，投身抗议的浪潮。与此相应的是，在2014年的欧洲选举中，民族阵线的得票数在法国名列前茅（赢得了25%的支持率，其中有29%的选票来自工人）。这是自1945年选战失利以来，法国的反动党派首次摆脱边缘地位。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他们试图重新得到共和国价值观的认同。例如，让-玛丽·勒庞在瓦勒米想要参加2007年的总统竞选。但是，当地的市长拒绝了他们的集会请求，声称民族阵线的价值观与共和国在1945年提出的民主性和社会性的价值观相违背。民族阵线用巴雷斯和法兰西行动的理念蛊惑了一部分民众：“身份高于平等。一种封闭性的、排他性的身份，高于一种开放性的、相互性的平等；民族内部的深厚情感，高于社会性的博爱；出身、体貌、归属感、信仰和文化方面的等级秩序，高于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权利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艾德卫·佩勒奈尔）。倒退到一种地域性、民族性或者宗教性的身份认同，是否鼓励了旨在把人群划分为三六九等的“身份认同”？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能够也应当被解读成多样性。”（埃德加·莫兰）同一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实际差异，要比不同种族之间在心理和性格等方面有可能出现的差异更为重要。人道主义提示我们，应当在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搭建起联系。这也正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
"French Ident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Origin of French Nationalism
Colette Camelin
Abstract: Humanism and nationalism are two central themes in the philosophy system of Jean Jaurès (1859~1914). Humanism in the Jaurès culture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humane connot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which refers to the humanistic ideas as opposed to worship of God, or in other words, the study of the poets, orators and historians in the Greek and Latin times. Jaurès thought that humanism, which had been par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and religious liberation, would realize on its own that it is a unity of vitality. Only when the value of people is no longer decid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wealth, family background and religious ordination, but according to their identity, it can be said that humanism is being respected. In a worl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light of neo-liberal theory, humanism and nationalism need to be reconsidered.
Keywords: Jean Jaurès, humanism, nationalism, humanity
作者简介：
科莱特•卡麦兰(Colette Camelin)，法国普瓦提艾大学法国语言文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诗歌写作和观念史之间的联系互动。主要著作有《圣-约翰•博斯的诗学》，侧重于探讨圣-约翰•博斯诗作与古代文学、哲学及美学之间的关联。
译者
徐翀，巴黎政治学院历史中心博士候选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