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4年1月27日， 当法国在和中国握手时， 欧洲“开启了中国时代”。在中法建交五十年后，中国转变的速度令人着迷，也耐人寻味。法国和欧洲陷入局部性的危机，谨慎前行，而中国则将同美国一样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一级。两国之间在思想方面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在思想深处都互有好感、相互尊重。中国同欧洲一样，需要依靠其自身的文化特性，证明政治和经济的自主性，并且通过对自身文化记忆的深入分析与“重估”，来增强对自己文明遗产的信心。人们已经证实了第四次危机的来临，能拯救我们的，并不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而是一种新的信仰。我们需再创造出一种面向文化对话的政治哲学，这就要求人们对这两种文化的潜能给予足够重视。
【关键词】中法建交 文化对话 第四次危机 新政治哲学
“一个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度……”
现代民主制度通过纪念自身的历史，来试图让自己安心：她欢庆自身价值观的胜利（比如，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停战的日子）；也反思其与野蛮力量的搏斗（尤其是201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袭击世贸中心的纪念日）。尽管有时候任何因素都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外交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些日子，却很少能在世界上各民族交往的新的历史篇章中写上一笔。
1964年1月27日就是这样一个关键性时刻，它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当法国在和中国握手时，提醒了世界欧洲活力尚在，并准备作出新的选择，用马尔罗（Malraux）的话来说，就是“开启了中国时代”。
不过，这仅仅是一份在巴黎和北京同时发表的简明公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为此，双方在三个月内互相派驻大使。”
然而，这寥寥数语，表明了夏尔勒·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这位高瞻远瞩的国家领导人，勇于挑战苏联帝国（当时中苏关系已明显恶化，不久双方关系就彻底破裂，陷入论战），追赶美国（1971年中美两国开始了谨慎的所谓乒乓外交，到了1979年才正式建交），挑起总理府内部两大对立阵营的纷争。
确实，戴高乐将军特别敬仰的正是“亘古不变的中国”（这个“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度，坚定不移地追求独立，锲而不舍地维护中央集权，天生擅长自我反思，对外国人不屑一顾，却为亘古不变的永恒感到骄傲”），在这番微妙的赞扬中，我们可以解读出想要化解与共产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难处：不论当前的意识形态为何，中国依然是那个中国。
难道他曾经读到过老子说过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煮鱼时不要去翻动它们，因为有可能会把它们弄碎）么？毫无疑问的是，戴高乐将军把中法关系的复苏提到最高的高度，也就是“文化层面”（le terrain de la culture）。同一年，前教育部长，同时也是优秀的大学教师吕西安·巴耶（Lucien Paye）被任命为首任法国驻华大使；第二年，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本人，以文化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因为如果戴高乐将军称之为发展“从人民到人民的深厚关系”的愿望，是基于双方在经济、工业和技术领域的交流的话，那么他认为，多亏“两国之间在思想方面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在思想深处都互有好感、相互尊重”，这一切才会变得可能、真切和有希望：两国之间有相当多的有利条件，发展“一种不断扩大的文化合作”。
在反殖民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作为1966年金边谈话的铺垫，法兰西共和国已经通过戴高乐的声音，呼吁尊重国家主权，以便平衡国际秩序，也含沙射影地表达了，通过后来称之为多极化的治理来超越全球两极化管理的必要性。
我们相隔五十年后看到，这些讲话肯定了国家和地区认同，同时也突破了地理、宗教、性别、个体和特定的边界。法国和欧洲陷入局部性的危机，谨慎前行，而中国（即便意识到自己尚不能适应这种急速发展）则将同美国一样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一级，在这种各方都有着不同诉求，同时又有身份认同交错的背景下，有可能（或者没有可能）建立国际平衡吗？
对“精神性的东西”，及其在横向的政治制度中的“根基”的追诉，要求我们将与民族、传统、宗教及个人创造相关的长时段的文化记忆，与政治考察相结合。中国的文化记忆，与法国在欧洲的文化记忆之间，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互动呢?
一名保加利亚青年学生的中国之行
作为一名来自保加利亚的青年学生，我曾听说中法建交在思想界前辈的讨论中引起了震动。当时一种主流的文学批评，促使我去阅读老子和孔子之间的隐匿对话：两位哲学和政治学方面的先哲的隐喻，互为参照又相互补充，可以作为斯大林主义之后“解冻”时期，民主治理的两种可能的途径。但正是在法国，我理解了中国觉醒的真正途径，我靠着一份法国奖学金的资助来到法国学习，戴高乐将军心系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整个欧洲，他设立了一些资助“东方国家”的青年研究者的奖学金。正是在与中国建交的两年后，我在巴黎读到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式的英文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开始学习中文，但是与我的许多同代人相反的是，中国更令我着迷的是富有神秘色彩的文明，而不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我来自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但我自认为“幸免于”斯大林主义，也没有患上“中国病”，在1968年“五月风暴”的背景下，与我同代的知识分子大都对此没有免疫力。从中我发现了一种愿望的征兆，以及在我看来是集权主义垮台时的革命激情，尤其是在左派人士那里，与此同时，西方的民主制在总体上也趋于僵化，用我们中间那些反对它的人的话来说就是“疯了”。
1974年，在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三年后，我跟随所谓的要“实地考察”的代表团应邀访问中国。由菲利普·索雷（Philippe Sollers）带队，成员包括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马塞林·裴勒奈（Marcelin Pleynet）、弗朗索瓦·瓦勒（François Wahl）和我，本来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也是要去的，他在最后时刻没能成行。我们访问了北京、洛阳、西安、广州、上海，以及另外一些不太知名的小地方：我着迷于用樱花染成的玫瑰色的绸缎，尝试着破译道观和佛教寺庙里的碑文中所蕴涵的智慧，惊叹于皇陵甬道和长城的恢宏，不过我主要的观察对象还是我身边那些真实的现代妇女。当时在纽约和巴黎正是女性主义的时代，我正着手为一家刚成立的出版社写作一本名为《中国妇女》（Les Chinoises）的著作（法文版，Les Éditions des femmes，Paris，1975；英文版About Chinese Women，New York，Urizen Books，1977；London，Marion Boyars，1977；中文版《中国妇女》，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处于文化考察和政治焦虑的十字路口，我写道：“如果人们对妇女及其生存环境和差异不感兴趣，那么也就错过了中国。”通过心理分析和人类学的交叉研究，我感兴趣的正是人类的多样性，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与我们的希腊—犹太—基督教传统不同的文化记忆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什么样的治理模式。例如，认为宇宙是由“阴”和“阳”组成的，就用有表意文字来书写。
因此，这本书的设问是关于建立在性别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公约（le pacte social）的根基，以及两性之间的契约。通过考察中国家庭的历史，以及中国妇女的命运（从古代一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时期），我坚持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同形态的关系，在深层次方面决定了伦理、信仰、宗教，显然也包括家庭权力在内的各方面的多样性，进而最终决定了风俗，甚至权力在整个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在一个避孕药和堕胎在法国尚被禁止，女性部长也还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时代，中国似乎已经从中世纪的沉睡中苏醒了过来，摆脱了苏联模式，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解决方案，促使人们思考“第二性”：不，是“半边天”的未来。我把这方面的思考，具体为几个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主题（母性、家庭、两性之间的和谐与战争），访谈这些中国女性，然后描绘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我有意识地触及这些大问题，但仅仅只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而不是要去回答它们：这是我自己研究“中国妇女”的方式，尽管只是管窥蠡测。正如庄子所言：“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
人们攻击那个时代年轻的激进主义者，认为是以最不负责任的方式具体表现了集权主义，对此我总是感到诧异，我并不了解这种类型的“激进分子”。这本书中引申出的我们对于中国的兴趣，在我看来，退一步看就像是“柏林墙”上出现的第一道裂缝：总体来说，是战后分裂出的两大阵营衰落了。目前正在发展的全球化，体现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对平庸化的普世主义我们也会马上产生争议。在不同的文明中，男性和女性，精神和身体，声音和动作，口语和写作，也不是以相同的方式来划分的；“中国思想”（或者确切说：“中国经验”），为我们揭示了有关欲念、感知和政治的其他可能性。
说回到我自己，长期以来我都游离于一切形式的政治，尽力在内心寻找那些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无意识、母性和小说。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政体甚至政治的改造必须要经过文化重塑，而文化重塑则要求我们关注中国文明这块富有神秘色彩的大陆，我确信，在新一轮技术性和目前消费主义盛行的西化浪潮中，中国文明仍然具有活力。如果说“多样性”在目前正在发展的全球化中并非是一句空话，那么敬请关注其他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
本着这种精神，我在2008年同一群友人共同创设了“国际西蒙·波伏娃妇女自由奖”（Prix international Simone de Beauvoir pour la liberté des femmes），我们在2010年把这个奖项颁给了两位中国女性，法学家郭建梅和影视工作者、女作家艾晓明，以表彰她们在继承中国反对蒙昧主义，倡导女性的解放和创造性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而创作出的维护妇女权利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中国将在这个新的千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相反，却没有人知道，人权标准如何与另一种传统相连接。尽管互联网已经取代了精致、柔软的毛笔，但这种传统必定不会认同欧洲文化引以为傲的极端自由主义的主张，人们也不知道这种连结是否有可能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发展。我试图在这些中国妇女身上，抓住有关先祖的记忆和已消逝的优雅，她们已经完全成为了“世界新秩序”最完美的“管理者”（managers），还是能够让这种秩序朝着更加合理、求同存异、和谐发展的方向继续进步？至于我本人，一直留意那些来巴黎求学的中国年轻人，无论他们是来研究分子和原子，还是来阅读帕斯卡尔（Pascal）、狄德罗（Diderot）、科莱特（Colette）和萨特（Sartre）的作品。他们从我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同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一样多。以这些交流为基础，他们会如同我们一样，赋予自由以新的涵义。
当未来在这种新创造的自由下培养出来的考古学家，想要写作一部中欧相遇的历史时，会追溯到我们这一代，耶稣会士开启了这段历史，目前的世界一体化又让它变得平庸化，而唯有在文化上进行接合的尝试，才能使之有可能变得悠远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