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中国：在一种新的政治哲学中修复文化
人们已经证实了第四次危机的来临，这是比金融、经济和社会危机更深层次的危机，即文明、形而上学和人类学危机。因此，必须要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哲学。
把多重文化性联合起来，并不意味着让文化变得在互联网上就“唾手可得”，或者成为上海世博会上的展品，而是要使之成为“多样性的博览会”和“普世性的风景”。由于各种文化只要政治正确就能同时并存，文化也就丧失了自身的特性，对每个人的精神生活也没有了独到的解释，不同文化相互间也不可能擦出新的火花。请注意：这样导致的多样性的平庸化，会变成新的“极端之恶”。要比“宗教冲突”更可怕，也更难化解掉，因为思考的经验会被简化成市场的“产品”，这就会进一步使人类丧失主观能动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0年10月6日至7日欧洲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举办了“中欧跨文化峰会”（Sommet transculturel Europe/Chine），会议的议题是开放的。时任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欧洲议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和欧洲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出席了会议，我们三十多位与会的来自欧洲和中国的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坚决主张要尽快搭建一个中欧文化经常性对话的平台。为什么呢？
首先，尽管（或许因为）欧洲文化中充斥着暴力，甚至犯下过（或者未遂的）罪行，但正是在欧洲文化这块纷繁复杂的大陆内部，目前对“文化风景”、“文化活力”和有可能使文化事物本身变得平庸化的“文化多样性”产生了质疑。其次，尤其是因为中国同欧洲一样，需要依靠其自身的文化特性，证明政治和经济的自主性，并且通过对自身文化记忆的深入分析与“重估”（尼采语），来增强对自己文明遗产的信心。
正是由中欧学者共同参与的人文社会科学，才会重新定义和深入讨论双方文化差异中首要的核心问题，像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两种文明的记忆，以及国际局势。以下是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什么是民族和文化认同？欧洲创造了民族，然后把它留给了全球化的世界。如果纳粹主义让人们有理由谴责民族主义的话，似乎就无视了民族认同，这是把人民暴露在真正的压迫之下，其结果是被认为陷入了身份认同的紧张。中欧之间的交流，能够使民族主义这种兴奋剂的影响和范围更加突显，结果是民族会根据多极化治理的一些原则来被重新定义。
由于现代对身份认同的崇拜，欧洲文化总是要面临对身份的追寻。对于这个问题，我的中国朋友们的回答，会对这片广袤土地上的种族性和民族性的诉求作出解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能够接受这种闻所未闻，但欧洲大陆又不得不面对的发展变化。未来的欧洲人，就多层次的内在心理而言，会变成单面人吗？因为能说多种语言的人，会变成只会说全球化英语（globish English）的人。正是从这种观点来看，中国也同样面临在全球化时，方言和外语在教学中处于何种位置的问题。
第二，西方世界中两种主导性文化模式之间的差别。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北美和欧洲变得不容忽视了。这两种模式是建立在两种不同，却又互为补充的自由概念之上的。一种自由源自康德和清教徒主义，更多地把自由视为一个“自行开始”的过程，在“自由的事业”中臻于至境。而另一种自由更多地是对身份的追寻，强调独特性，反对强制性经济强加的确定性和“一致性”。尽管欧洲社会存在局部性危机，但就欧洲社会内部试图建构全球化这一点来看，欧洲社会的危机并没有比世界性的危机来得晚，相反却提前来临了，但并没有向强大的自由主义彻底缴械投降，后者把人降格成了纯粹的消费者。
第三，宗教和修行对于全球化时代消费者的诱惑，欧洲人如此，中国人也一样，这无疑会带来文化“重估”的可能性，以及必要的文化接合。这方面已经开始进行筹划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上海交大的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European Culture），启动了一些高难度的研究课题，并与欧洲保持密切合作。
第四，妇女和女性在中国传统中的地位。经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受到道教和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传统，在当前中国的发展中赋予了中国妇女重要的角色。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妇女的情况有着多少不同！又还有多少工作要做！母性文化、孩子的地位，甚或两性在政治和职业平等方面的互补思想，这些都是中国经验和欧洲经验需要好好相互学习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