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经济思想转变概述
19世纪四五十年代对商业的认识。鸦片战争的失利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一些有强烈危机意识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寻找改变中国落后现状，实现国家富强的办法。其中，以魏源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世派学者，致力于对传统经济模式、重农抑商思想的批判，并表现出对发展对外贸易的强烈愿望。中国的经济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明显的转变。
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长期占据着清代经济思想的主导地位。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些学者在农商关系上有了新的认识。例如晚清名臣徐继畬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在于重视商业。他在《瀛环志略》中指出：“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②徐继畬认为关卡有商业税收，而田地却没有，西方的经济全在于航海贸易，因而必须要用心经营，这也是西方强大的所在。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西方商业发展已经有了浅显认识。魏源对商业的认识比徐继畬更为深刻。他认为要处理好国家的经济问题，就要大力发展商业，提出要“缓本急标之法”。“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先于食。”③魏源主张重商抑农，改漕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同时允许官督民办开设工厂，鼓励私营，以利于商业的发展。
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在经济思想上的转变还重点表现在了对发展对外贸易的认识上。包世臣已经开始觉察到洋货对国货的冲击，并对此表示了担忧。他通过对比鸦片战争前后市场上布匹的销售情况，发现洋布价格只有本地布匹的三分之一，造成以纺织为业的村子无纱可纺，很多棉农、纱农受到了严重影响。林则徐则对发展对外贸易持积极态度。他在《附奏夷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中指出：“利之所在，谁不争趋?……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人民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他还在《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说：“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④林则徐显然已经认识到发展对外贸易不但可以使内地人民获利，对国家财政也大有好处，认为应该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来帮助中国实现繁荣富强。魏源在对外贸易上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主张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来增强中国的海权，提倡进口武器、铅、铁、硝、布等物资加强国防，抵御外辱。他在《海国图志》中认为，处于海国时代，必须要发展海洋事业，建立新式海军，加强国防；经略南洋；改良科举，培养海军人才；改良轮船，开展航运事业。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以魏源为代表的一批经世派学者已经逐渐认识到，传统的农本政策已经严重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大力发展商业，开展对外贸易，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他们重视商业和对外贸易经济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思想相比，有了很大的转变，并具有进步意义。
19世纪60至90年代的重商、重工思想。从60年代洋务运动的开展到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以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思想家，具有了明显的重商、重工思想。他们在大力批判农本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
在改良思想家中，对于农本思想批判最为深刻的是王韬。他在《兴利》中指出，政府对农业，只知征赋催租，纵吏殃民。因而不能以农为本，应当如西方对待商人，“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⑤另一位著名思想家郑观应也指出：“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⑥薛福成在《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中也有类似言论：“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⑦
一些改良派学者还期望通过商战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在《盛世危言·商战》中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蔽国无形。”“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郑观应认为国家要对本国的工商业进行大力扶植，中国应该在工、农、矿、制造业等方面与列强展开全面竞争。商战受到推崇和这一时期对外战争较少，对外贸易发展迅速有很大关系。
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一些改良派学者还表现出了对发展工业的高度重视。陈炽认为，洋货都是工业产品，而国货粗陋，贵贱相差很大，长久以往，“中国之金银山崩川竭矣。”因此国家的命运、经济命脉，“必系之于工商”，“工商二事……此富国之基也。”⑧薛福成指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⑨他认为发展工业比发展商业更重要。这表明学者们对工业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改良派的经济思想相比之前的经世派，有着明显的进步。他们不但进一步说明了发展商业的意义，还对工业的发展有高度的重视。但他们的经济思想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这些经济思想虽然十分强调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但对于如何制定合理的工商业发展政策以促进经济繁荣和国家昌盛，仍然缺乏较为系统的理论和一些更为具体的措施。这个时期的改良派们也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只是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9世纪90代以后的发展民族工商业，推动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对民族工业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开始主张工业立国。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发动的“公车上书”运动中，痛陈时局忧危，请求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其中在经济上希望以工业立国。康有为在《条陈商务折》中说：“商之源在矿，商之本在农，商之用在工，商之气在路。”他认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
致力于工业立国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实业家张謇。他认为在农、工、商中最重要的是工业。而商业属于“皮毛”，农业为工业基础，因而“工固农、商之枢纽”，“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⑩作为甲午年间的科举状元，张謇还充分利用自己的官方背景，使其工业立国的思想得以付诸实践。1896年，张謇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一举成功。到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镇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这是第一次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
一些学者还具有类似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由于洋务运动中大部分规模较大的企业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方式，所以官场上的一些弊病也带到了这些工厂之中。它们普遍存在贪污腐败、中饱私囊等官僚管理方面的弊端。因此，很多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中都带有明显的反对官督商办，希望实行自由经济发展的观点。如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先后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其中就带有明显的经济自由竞争的观点。他在《原强》中认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这表现出他对中国实现经济自由发展的渴望。
甲午战争结束后，知识界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的要求，并表达出了强烈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这要比早期改良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有较大进步。正如康有为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所说：“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此时，晚清的经济思想已经逐步走向了成熟，知识分子们开始认识到，单纯进行经济改革不足以让中国摆脱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在政治体制上也必须进行改革，“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
整体而言，晚清经济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并取得进步。经世派的学者初步认识到了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并开始提倡向西方学习。早期的改良派思想家们更多的是通过对西方的浅显认识，从“中体”中找出观点来阐述“以商立国”的合理性。直到甲午战争惨败后，知识分子们才充分认识到，政治体制的腐朽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他们开始强烈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更好地实现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从鸦片战争到清朝结束，国内学者们的经济思想一直在不断转换着。不同时期思想者都试图从不同视角找出可以让中国实现强盛的道路。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人们的视野不断开阔，对西方的了解也逐渐深入，在经济思想上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对晚清经济思想转变的思考
在道光时期，长期闭关锁国的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感受到同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一些有识之士在惊叹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同时，开始并希望从中寻找到帮助中国实现富强的良策。这是引发第一阶段经济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王朝陷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为了抵御列强的入侵和镇压农民起义，清王朝开始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开展了著名的洋务运动。过去学界曾把甲午战争的失利视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这种看法显然有失偏颇。作为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大量引进了西方科技和机器设备以及一些管理技术，使国内的军工、纺织、铁路、公路、邮政等事业有了显著进步，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因此洋务运动的积极意义不容小视。伴随洋务运动的不断开展，一批有初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也随之出现。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大多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并吸收了更多的西方经济思想。由此而出现了第二阶段的经济思想的转变。
随着洋务运动不断开展，晚清的经济出现了较快发展的局面。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束缚。经济越是取得进步，落后制度对其束缚就愈发明显。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利更是让人们彻底意识到，单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不足以让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必须通过对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才能振兴民族经济，实现真正的国家富强。
综上所述，晚清经济思想的逐步转变，是中国近代经济不断取得进步和知识分子努力寻求强国之路的结果。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加深，国内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也在不断变化。这些经济思想是对当时社会经济纷繁复杂的多面相的真实反映，表现出了他们强烈的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富强的愿望，是晚清时期国人探索国家振兴之路的重要成果。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线文：“晚清重商思想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4页。
②徐继畬：《瀛环志略》（卷四）。
③魏源：《圣武记》（卷十四）。
④《林则徐集·奏稿》，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85页。
⑤王韬：《园尺牍》，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5页。
⑥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北京：图书集成局，1898年，第2页。
⑦ 张步先，苏全有：“晚清重商主义与西欧重商主义”，《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10页。
⑧ 赵树贵等：《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7页。
⑨丁凤麟，王欣之：《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2页。
⑩苏有全：“张謇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思想论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第36～40页。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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