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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政府和民间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政府与民众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要用治理代替管理，由管理向治理、自治过渡，走一条社会公共治理的道路，走一条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的道路。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中央集权的官民型社会已经开始变革，政府和民间都在探讨一种政府与市民相互合作与协调的新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日本政府逐步放宽了对于民间组织的管理，并致力于探索新型的官民关系，推进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
日本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
二战结束后，日本从战争废墟中急速崛起。1956-1973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1968年，日本的经济规模跃居全球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稳定增长期。这一时期的日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基本富裕，国民收入持续增加，财富差距逐渐缩小，城市居民生活安定，被称为“新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获得空前成长，国民满足感大大增强，有“一亿总中流”之说。
然而，日本发展经济背后付出的代价也不容忽视。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走的是一条产业优先、以政治手段保证经济发展的道路。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的公害问题，严重损害了市民的身体健康。高速道路、新干线、国际机场、发电厂等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大城市人口过密以及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带来了环境、交通、垃圾处理、水污染等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出台了“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在大规模开发浪潮下一批新兴产业城市诞生。与此同时，不少历史建筑物、历史街区被拆毁或濒临拆毁，一些城镇和社区缺乏个性，地区文化独特性逐渐消失，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忧虑并极力抗议。
80年代，针对日本政治腐败、贪污、浪费公款、信息不公开、金权政治、密室政治等现实问题，市民要求扩大政治参与。要求信息公开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直未能走出低谷。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令日本安全神话破灭，日本社会治理处于历史性转折期。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沿岸突发9.0级大地震，强震、海啸与次生的核电危机灾难叠加，使日本面临着二战后最为严峻的历史考验。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还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新问题，如：少子老龄化程度日趋加深，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得不到满足；终身雇佣制面临崩溃，契约社员、派遣社员增加；劳动环境恶化；失业率增高；贫富差距扩大；年轻人流向大城市导致地方社会缺少活力，等等。这些社会问题引起了国民的普遍关注。
放宽对民间组织的管理
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前，日本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态度比较谨慎。阪神大地震后，日本各地市民团体、志愿者在灾后救援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政府认识到了民间组织的正面作用。1998年出台的《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降低了非营利组织成立的门槛，使众多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较容易获得合法身份。之后，非营利组织数量大规模增长，涉及环境保护、反对战争、妇女权益、社会福利、城市改造、社区建设、国际奉献、灾害救助、文化教育等众多领域。
非营利组织在社区开展了多种多样富有创造性的活动，不仅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还密切了邻里关系，促进了人们情感交流，给地方社会带来了活力。一些非营利组织针对有育儿负担的双职工家庭，在社区设立育儿沙龙，提供图书借阅和育儿咨询服务。一些非营利组织利用学校放学后的教室、校园以及既有公共设施、民间设施，招募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的社区居民作为志愿者，在课余和周末为那些双亲上班的中小学生开展各种活动，极大减轻了父母的负担。针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一些非营利组织开展了细致入微的服务。如：为身体不好的独居老人开办送餐业务；派遣社区志愿者陪独居老人聊天；针对护理困难的家庭开设“托老所”。这些服务既满足了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缓解了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困境。
除了在立法上对非营利组织进行支持，日本政府还在资金、税收、场地、人员指导等方面鼓励其发展。如：针对一些从事国际交流和国际援助的非政府组织，外务省导入了“非政府组织（NGO）事业补助金制度”，当日本NGO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官方开发援助（ODA）遇到困难时，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应对老龄化对策上，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非营利组织设立托老所、养老院、社区福利中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