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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老年赡养比约为8:1，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的比例将迅速降为5:1，2030 年为3.5:1；2050 年为2:1，老年赡养负担接近德国和日本，较英国和美国严重。
如果老年人口持续低收入和低消费，服务业的发展将因缺乏购买力而停滞，产业结构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将难以实现同步和互相匹配，从而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衡量人口老龄化需要研究实际赡养比
国际社会界定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有两个标准：一是进入老龄化，即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联合国标准）。按照这个标准，美国在196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在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二是进入深度老龄化，其老年人口赡养比达到5:1（学术标准），即五个劳动人口（15～64岁）供养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基于这个比例，养老金税率可以定为10%；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为90%，用于养孩子和买房子；养老金的替代率是工资收入的50%，用于养老和医疗，即“10:9:5最低赡养率”。这个比例是两代人均可以接受的，而且是边界值，一旦老年人口赡养比变为4:1甚至3:1等，则养老金税率上升，养老金替代率下降，一系列社会问题将随之产生。
老年赡养比可以通过统计数据得出（区别于实际赡养比）。中国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老年赡养比约为8:1，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这一比例将迅速降为5:1，2030年为3.5:1；2050年为2:1，老年赡养负担接近德国和日本，较英国和美国严重。从数字上看，目前中国尚有约10亿劳动人口。但统计数据忽略了很多社会问题，例如，将6亿农村劳动力视为充分就业，忽略了占中国总人口约6%的残疾人群、占总人口10%以上的低收入人群以及登记失业率远低于实际失业人口等事实。
为此，我们需要研究实际赡养比（胡乃军、杨燕绥：《实际老年赡养比和公共养老金》，《老年社会研究》，2011），真实展现中国“未富先老”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计算老年人口实际赡养比，需要从15～64岁的劳动人口中去除五种人群，即在校生、没有收入的失业人群、没有劳动能1 力的残疾人群、供养自己能力不足的低收入人群以及在64岁之前提前退休和领取养老金的人群。相关测算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口赡养比在2012年已经达到5:1（假设农村劳动人口全部就业，否则情况将更加严重），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这个比例将达到3.5:1。由于中国社会尚未出现国际社会因人口老龄化而造成的显著负面影响，因此，有人怀疑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必要性。实际上，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老年人口低消费的缘故，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日均消费大多不足1美元。这导致中国政府自2006年以来连年强调拉动消费，以求中国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地持续发展，但效果并不明显。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占比将达到70%～80%（目前约为40%），同期老年人口占比约为20%～30%。如果老年人口持续低收入和低消费，服务业的发展将因缺乏购买力而停滞，产业结构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将难以实现同步和互相匹配，从而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人口老龄化挑战公共政策
实际赡养比的研究价值在于揭示公共政策失误将加剧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影响，具体表现在：老年赡养负担加重，劳动人口税负加重；老年人口收入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老年服务产业化，从而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老年人口储蓄直接影响当期消费和国家储蓄能力；养老基金保值对资本市场和投资管理提出挑战；加重4:2:1家庭结构，空巢老人成为社会问题，老年护理成为社会需求；不同代际之间的认同感变得越来越弱，等等。这些都要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及公共政策做出相应调整。
科学统计人口，做到心中有数。信息时代的经济大国必须是统计大国。在伴随人员流动单位档案和户口出现“断档”现象后，社会管理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失控”。此时，传统的追踪式人口普查已经数不清人头，这将导致国家对出生人口和出生率的错误判断，进而直接影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质量。生育率过高将导致资源、人口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生育率过低将加剧老龄化和人口结构问题，准确把握生育率是新时期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重要条件。鉴于此，中国亟待贯彻《社会保险法》，建立国家社会保障总局，完善公民社会保障权益记录管理体制，以社会保障权益记录为核心建立社会化管理的居民档案（这
个档案具有终生记录、及时更新、政群互动三个特征，其他部门的信息管理不具有这三个功能），依法建立严格的保护居民信息的密钥制度，在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建立信息共享和定期更新的操作机制。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国家人口数据的定期截取、统计和分析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