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养老金制度，增加老年人口收入。在信息时代，“尽管科技进步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到更高层次，但缺乏保障和收入分配不均在当今世界普遍存在”，“新的风险管理理念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很多风险”（［美］罗伯特•希勒：《金融新秩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为应对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乃至社会风险，居民和家庭不仅需要拥有货币和储蓄，更需要拥有财产性收入和社会保障权益收入，将辛勤工作40年的财富按照三分法进行安排，即1／3当期支出，1／3老年支出，1／3保值财产以应对通货膨胀等风险。这样，既可保障当期生活需求和老年生活需要，还可拥有保值财产以抵御通货膨胀和社会风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70多个国家调整了养老金制度结构，即社会统筹（公共品）和个人账户（准公共品）相结合。一方面强化了国民基本养老金制度，政府确保养老金支付，该项支付约为个人退休前收入的20%～40%，克服老年贫困；另一方面，强化了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鼓励和支持雇主为其职工储蓄养老金，个人和家庭储蓄养老金，以改善老年生活；两个账户加总的养老金替代率达到60%～80%。
中国养老金结构并非“公共品保基本”和“准公共品搞改善”的结构，而是按照身份和部门形成公共部门退休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政府补贴加个人储蓄三类不同的制度安排。公共部门和企业职工养老金差异很大，被称为“职工养老金双轨制”，引发了一定的不满。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率高、待遇低，导致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遇到阻力。主要原因有：（1）计划内赡养负担很重，我国退休年龄较早（50～60岁），提前退休情况普遍（平均退休年龄低于55岁，1998年国营企业减员后提前退休人员的平均年龄仅为47岁）；（2）退休人员寿命延长；（3）企业由于各种原因逃费的情况较多，养老保险计划的实际征缴率约为20%（费率28%）；（4）企业缴费不足以支付养老金，政府不得不以个人账户资金替代养老金制度变革中的财政责任，陷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混账管理的局面，且挤占了养老金市场，计入财政专户的个人养老储蓄享有的记账利息仅为银行一年储蓄利率，因低于通货膨胀率和工资增长率而贬值，造成“养老金缩水”。目前，中国企业年金约3000亿元，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约9000亿元（假设全部用于未来养老金支付），部分省份委托投资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金约3000亿元，养老基金加总额为1.5万亿元人民币（2362.2万美元），是美国养老基金的1.27%。
改善收入分配政策，改变“未富先老”局面。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财富来源地，家庭财富总值达16.5万亿美元，（黄丹蕾：《中国成全球第三大财富来源地》，《中华工商时报》，2010年10月11日，第3版）富人财富增长速度很快，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成长不足。中国政府在2011年11月29日宣布，上调国家扶贫标准线，从2010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1274元升至2300元，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至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约占全国总人口（港澳台地区除外）的1／10。目前，未富先老主要指人口老龄化和货币收入的矛盾。改变未富先老局面，既要改善货币分配政策，更要改善资源配置和股权分配的公平化和法制化问题。例如，很多欧洲国家将居民建设住宅用地作为社会资产分为三类，即“政府拥有的廉租房用地”、“工薪层拥有的限价房用地”以及“投资用房的市场用地”，坚持“限制廉租房、保护限价房、指导投资房”的原则，规划住宅用地，禁止少数人利用住宅用地投机。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
提高人口质量，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人口质量是一个国家全球竞争力的核心部分，包括受教育程度、就业率、人均收入、健康状况、老年赡养比等。为了衡量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这一指标。人类发展指数由三个指标构成：预期寿命（从出生预测的寿命）、教育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国民收入（GNI）的对数，这三个指标分别反映了人的长寿水平、知识水平和生活水平。国家人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人口质量监测指标，与相关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项目结合起来制定发展规划。
第一，从出生人口做起。应当强化婚检和孕检工作，自从中国取消婚检制度以来，问题儿童出生率约为3%，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政策的失误。第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人力资本即成为企业和国家竞争的核心资本，其作用大于物质资本，对人力的投资不再仅体现为消费意义，更加具有增值意义。针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人力资本投入不仅在于提高教育预算的比重（达到4%），更应当包含两方面的战略考量：一是向劳动人口投资，提高他们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能力；二是向老年人口投资，以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能力、消费能力、纳税能力和投资能力，由老年人口作出经济贡献即“老龄人口红利”。第三，实行积极就业政策，降低实际失业率。目前，我国的失业率统计并不包括大学生待业、农民失业和事业单位失业等，这种统计方式一方面掩盖了低收入人群扩大、对控制物价的敏感度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易导致决策层就事论事地谈就业问题，忽略影响积极就业政策的诸多重要因素。
实行弹性退休政策，提高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人的价值生命周期分三个阶段，即20年被抚养期、40年工作期、20年养老期。相应地，个人理财规划应当将40年工作创造的收入和社会贡献的40%用于养育孩子，30%用于自己生活和发展，30%用于养老（储蓄养老金、参加医疗保险和护理保险、购买住房）。国家社会保障计划、商业保险和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的发展战略乃至用人单位的成本分析，
均应当服务于居民的个人理财规划。因此，退休年龄应当是一个变量，伴随人的预期寿命的变化进行调整，以保持人的价值周期的和谐。工作起点晚的人，应当首先推迟退休年龄；工作起点早的人，可以在工作40年时退休，但领取国家基础养老金的年龄要服从法律规定。
中国约在2013年开始出现劳动人口下降趋势，虽然就业压力仍然很大，但劳动人口下降幅度与老年人口上升幅度相当，每年约减少700万劳动人口和增加700万老年人口。中国退休制度具有年轻化和刚性化的特征，2013年是中国退休制度进入弹性化和逐渐提高的变革起点，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规律解决问题应当进入倒计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