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科举的争议和契机
1901年主持“新政”的督办政务处设立后，军机处原有四位大臣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禨同时兼任督办政务处大臣。瞿鸿禨是湖南人，同治十年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先后典试福建、广西，督办河南、浙江、四川学政。1900年跟随慈禧太后西逃，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
上述四人中，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三人都反对废科举，只有瞿鸿禨一人赞成，孤掌难鸣。1903年4月11日，荣禄去世，庆亲王奕劻接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荣庆出任军机大臣学习行走。督办政务处方面，除四军机外，昆冈于同年8月31日乞休，荣庆、孙家鼐、张百熙则先后受命进入，新政要员中，赞成科举改革的力量明显增强，并成为实现停废科举的契机。
荣禄去世后，王文韶成为反对科举改革的领头羊。为换得他的让步，主张废科举的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作了妥协，提议先递减科举中额，再停废科举。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奏准递减科举中额，从而为最终停废科举打开了缺口。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也看出了其中的奥妙，1904年2月21日，时任天津北洋大学堂总教习的英国人丁家立写信给莫理循，大意是袁世凯和张之洞两位总督，目前已着手实施他们彻底废除旧式科举制度的计划，学位此后概由书院颁发。
但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反对者仍大有人在。不久，京城竟有人提议修复专门用于举行科举考试的贡院。正当科举改革进程有可能遭逆转之时，新政中枢机构的人事变动使事态的发展“峰回路转”。1905年6月30日，清廷以体恤王文韶年迈体弱为由，免去其军机大臣一职，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徐世昌、铁良则先后进入军机处并充任政务处大臣。王文韶的出局，在新政中枢机构中扫除了反对科举改革的障碍。
1905年8月，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已成定局，中国国内要求废除科举、效仿日本教育制度的呼声大为高涨。抓住这个良机，由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端方、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等地方督抚，顺势于1905年9月2日联名奏请中止减额、直接停废科举。慈禧太后被说服，宣布自1906年开始停止科举考试，延续已久的科举取士制度终于被废除。废科举历时数年几经周折的整个过程，折射了新政改革举措能否出台并顺利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政机构要员们的态度和彼此间的关系及力量消长。
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中国传统社会官员选拔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可谓石破天惊。曾参加过科举考试的陈独秀忆述：“在中国传统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成才能做大官，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盖大屋，欺压乡农，荣宗耀祖；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的，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一块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佣人的气都得受。”
然而，令人不无惊讶的是，这样一种延续已久且又直接关联无数人切身利益的科举取仕制度的废除，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风波或骚乱，而是能够较平稳地实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废除科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加之其间还适时推出了一些相应的“补偿”措施。概括其成功之道，主要有二：其一，在清政府高层意见尚有分歧时，倡导者没有贸然提出废除科举，而是耐心寻找合适的时机，避免了改革主张夭折的可能；其二，在废除科举正式出台前，先有一些缓冲措施诸如开办新式学堂、鼓励公费或自费留学，对符合规定者如新式学堂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可以给予相应的科举功名等。这些举措充分考虑了科举废除后社会的承受度，并给那些因科举废除而大为沮丧的人们，预先设计和提供了可以选择的其他出人头地的途径，最大可能地减轻了其对制度变革的抵触情绪乃至极端举动。这些谋划，无疑在当时收到了实效，对于我们现在也有借鉴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