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美国对挑战国家群体“分而治之”的策略是一个因素，而非西方国家的当权者没有坚强的政治意志是另一个因素。这里，一个更重要的解释很可能是，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为了维护本国信息传播资本集团与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国信息资本所业已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本来就没有从根本上挑战美国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信息传播秩序的强烈政治意愿，而只是希望通过机会主义地与美国斡旋，为本国资本在全球信息资本主义秩序中多分一杯羹而已。
也就是说，非西方国家的当政者有没有决断挑战美国信息传播霸权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而这点又与这些国家内部在信息传播领域的阶级利益布局和意识形态斗争态势紧密相关。在这方面，印度可能是最好的例子。比如，我注意到，作为中国最大的亚洲邻国，印度并没有参加2012年9月的北京“新兴国家互联网论坛”，而只派了使馆官员作为观察员。印度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威逼利诱，与硅谷信息技术资本有紧密联系的印度本国产业资本集团的利益驱使，国内的党派政治利益，还有在印度社会十分活跃的、高度认同美国“信息自由”意识形态的印度市民社会组织的压力，使印度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问题的国家立场上蛇鼠两端，在联合新兴国家反对美国信息霸权方面出尔反尔，游移不定。
当然，尽管《华尔街日报》发表过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呼吁建立“媒体联合国”的文章，在美国媒体有关互联网治理问题的报道中，压倒性的话语主题还是中国等国家的“网络控制”框架。这在左右全球舆论方面也有很大影响。
不过，在全球信息传播民主化这个问题上，我会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实际上，在斯诺登的爆料已经摧毁了美国“网络自由”意识形态的可信性之后，现在可以说是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挑战美国信息传播霸权的历史性好机遇。在这方面，巴西政府通过2014年4月的互联网制宪会议，既整合了国内的相关力量，通过了非常有进步意义的互联网立法，又赢得了国际声誉。同时，在双边关系上，巴西更是通过这一会议用足了与美国讨价还价的机会。与2012年9月印度在北京的“新兴国家互联网会议”中的缺席形成类比，中国和俄罗斯被排除在巴西会议的13个主办国之外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说明，不用说“媒体联合国”，就是“金砖五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问题上形成共同抗衡美国的力量，也是难上加难的。由于涉及意识形态、信息主权、甚至一个国家的自我认同问题（如印度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自我认同），这方面的联合和另类机制建设比设立“金砖国家银行”难得多。但是，基于当下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合作方面的实质性进展，我认为，这些国家把媒体和互联网问题当作下一步合作的努力方向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2016年在中国召开“金砖五国”首脑峰会的时候，中国的相关部门是否可以考虑把“金砖五国”在全球信息传播秩序问题方面的合作提到议事日程上？为了这种可能，中国的官学媒各界需要做哪些多边和双边的沟通和准备？如果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不但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属于不同类型，而且还有边界纷争恩怨的亚洲大国和邻国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的合作关系，那么，实现“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理想图景就进了一大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