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要在这方面有所建树，需要在国际场域一边挑战美国的网络霸权，一边走好“群众路线”，通过“农村包围城市”，也即团结和争取亚非拉国家的积极力量，来促进全球传播民主化。为此，中国需要一套比美国的“新闻／网络自由”言说更有说服力的新闻传播理论。面对以西方为主导的资产阶级新闻传播意识形态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对“不争论”，淡化意识形态的韬光养晦策略在新闻传播理论领域造成的失语和混乱，以我之见，这套新理论非继承20世纪反帝反资革命遗产，并在新语境下重建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内涵的批判新闻传播理论莫属。
作为一个多年行走于国内外传播学界的批判学者，我深感在西方学界、甚至批判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和麦卡锡主义余毒的根深蒂固以及殖民主义与反共双重“文化遗产”在新“中国威胁论”语境下被“发扬光大”的现实可能性。同时，我也有理由乐观地认为，全球传播领域基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激进民主传播理论、政策和实践的空间也许比大部分中国传播学者想象得要多，而国外倾听我们声音的愿望也比我们想象得更急迫些。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与传播理论创新和中国社会扎扎实实的“人民民主”建设互为表里，中国需要在国内新闻传播制度改革和传播实践中真正落实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四权——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有这样，中国在国际层面挑战美国信息传播霸权才有底气、有自信和有现实支撑。也就是说，国内传播秩序的民主化和国际传播秩序民主化必须并行，而且相互呼应和相互促进。
这里，我们倒是可以参考一下美国的例子。在冷战初期，美国一边在国际上急于显示其自由民主制度相对于苏联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一边由于白人种族主义对黑人群体的种族压迫和隔离政策成了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最终，在国际层面赢得与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冷战的动机成了美国白人精英阶层回应黑人群体最基本的民权诉求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正由于冷战氛围的限制，黑人民权运动中更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平等内涵被压制。基于此，美国学者Mary Dudziak把美国黑人所取得的民权称为“冷战民权”。我无意把今天中国社会中的阶级与阶层不平等和美国社会的种族不平等相提并论；但是，我相信，中国如能实质性地提高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在国际上提升自己“软实力”的努力就会事半功倍。
如何看待文化商业化问题
学术前沿：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方兴未艾，政府鼓励支持、企业乐于投入，既有积极的传播效果，也有过于功利的商业痕迹，您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救赎还是自我毁灭？
赵月枝：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我不希望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泛指概念出发，更不希望把“中国文化”本质化和从当下流行的“去政治化”角度谈文化商业化的影响。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到汉字再到“舌尖上的中国”，某些价值观、共同符号和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实践在历史上的沉淀形成了特定的民族文化。但是，如我在上面的讨论中已有所示，我更倾向于从民族和阶级的交互关系角度，以及不同文化在相互交流中产生新的文化的动态社会历史过程中，来看待文化和文化在当下的商业化问题。
从根本上说，如果文化商业化成了主流，那么，资本家阶层资本积累的动机——不管是私人资本还是官僚资本——就主导了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这更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文化品味、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些包括占有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商品拜物教和有关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看似“普世”、但在具体的话语霸权体系中有特定阶级内涵的意识形态迷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