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产生的资本家阶层来说，文化商业化是其得以建立和维护其阶级权力，包括前面所谈到的本阶级和阶级联盟的“文化领导权”的途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不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救赎”问题，而是一个新的阶级和阶级联盟的“自我形成”，也即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自在阶级”转为“自为阶级”，并对其他阶级进行统治的问题。
前面已谈及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资本的跨国金融化及其在信息和文化产业中的扩张。当下，美国大片早已在中国抢滩，迪斯尼乐园很快要在上海落地，韩国的一档电视节目在湖南卫视演变为更具商业化的、更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目标受众的“爸爸去哪儿”。当年，“超级女声”和中国自由知识界对其政治意义的一厢情愿的诠释，标志着商业文化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双重胜利；今天，“郭美美现象”则彰显了极度商业化了的中国媒体和网络空间以及文化场的堕落，而某些知识分子在郭美美问题上的过分话语投机，则更展示了这一群体希望在任何领域创造一切机遇推行他们自己的“救赎中国”方案的超强政治意识形态动机。总之，文化商业化，也包括媒体商业化逻辑在中国的演绎和深化，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通过在文化传播市场的扩张继续得到“自我救赎”，而且也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在中国鸣锣开道。
同时，非商业性的工农文化和民间文化被边缘化。在国外，花木兰等优秀中国文化作品和其他中国文化元素被好莱坞挪用和糟蹋；在中国都市，不但“无产阶级文艺”和“工人文化宫”已成为过去时，甚至“中国大妈”跳广场舞也因其与小资文化品味相左而不受主流媒体待见，纷纷以“扰民”框架报道这一大众文化现象。在中国乡村，随着一个个村庄的消失或空心化，作为中华文明主要载体的乡土文化在快速消失。连《纽约时报》也在2014年2月1日以“在中国，一旦村庄消失，文化随之消失”为标题表达其痛心疾首之意。
从人类共同体的高度来看，文化和信息产业化及其所支撑的消费资本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在创造了过剩的文化和信息消费机会的同时，也深化了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以及人类在幸福观、身份认同、意义和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等层面的深刻危机。更可怕的是，这些危机正以颓废、忧郁症、有害食品、公共健康危机、战争、恐怖主义、极端气候等威胁人类共同体。如果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来理解你的问题，这些就是“自我毁灭”吧。当然，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产业链上的不同国家和这些国家内部有着不同阶级和阶层地位的人群对这些问题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按理说，在中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恶果已被广泛认知，在价值失序、道德沦丧这些文化层面的问题已十分严重的今天，反对文化商业化应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阶层主流的共识。毕竟，文化事关人与人的关系，事关生命的意义。但遗憾的是，尽管国家在政策指向方面已区分了所谓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而且最近几年也加强了文化建设方面的公共投入，但是，商业逻辑和资本逻辑在媒体、信息和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却更加深化了。更令人担忧的是，信息、媒体和文化领域还发展“支柱产业”，进一步由资本主导这些领域被当作克服经济危机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真有饮鸠止渴的意味。
当然，就像中医文化在国外被一些亚文化群体所欣赏一样，在当下中国，新生代工人的“打工文化”幼苗，也在国家和市场的夹缝中、在城乡结合部以各种传播形态为载体，顽强地开拓自己的生长空间。而在深受市场原教旨主义影响的中国文化教育界乃至媒体界，也出现了新的批判思想和媒体内容。总之，一方面，全球性的文化商业化大潮汹涌，新自由主义作为这一大潮的政治意识形态不但没有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销声匿迹，而且有以克服危机的名义变本加厉，以更极端的方式卷土重来的可能；另一方面，非商业化的、体现人类共同体团结共享精神、尤其是劳动阶层价值和理想的文化实践和知识实践也在不断萌生，并在与新自由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斗争与交锋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