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宪法还庄严定义着毛泽东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社会阶级和阶层分化以及相应的国家转型，此国家已非彼国家，此“执政党”亦非彼“革命党”，变质的危险很大。最为明显的是，虽然工人和农民还占“人民”中的大多数，但无论是他们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还是他们所占有社会财富的比例，抑或是他们所享有的社会话语权利和文化资源份额，都相对下降了。
绕了这么个大弯，是为了更全面和更历史地回答你的问题。中国的媒体制度基于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及其“党报理论”。相反，资产阶级把“新闻自由”定义为媒体相对于政府的“自由”。中外反对“新闻审查”和“网络控制”的话语正是以后者为出发点。如何面对这样的舆论攻势？
与对中国媒体和文化的极度商业化的批判相辅相成，我一直是当下中国媒体的城市中产阶级偏向、官僚资本化，包括被媒体人的经济利益和表达需要所劫持等问题的批判者。当下，中共正希望通过重拾“群众路线”和反腐保持自己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执政合法性。作为这些努力的核心部分，中国媒体应该通过去商业化和推进在媒体制度、媒体组织内部管理与分配、日常生产流程与媒体实践各层面的去官僚资本化和民主化，来真正落实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四权”，从而赢得自己国内外的声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媒体民主化意味着被边缘化的群体有机会进入社会话语空间，它不等于商业化，更不等于私有化和去“官方化”；相反，它要求去商业化和更好地落实“官方”的群众路线，使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也即“官方色彩”和“民间色彩”更趋一致。
鉴于现代西方商业媒体制度本身就是与垄断资本主义相配套的社会传播方式，中国如果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要求有自己的制度创新。如我曾引用黄平教授所言，追求“软实力”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走出去影响别人，而是中国自己得有个被广泛认同的“文化—伦理格局”，“然后广大人民身在其中能自得其乐”。如果不再有成群的工人在接二连三的工业事故中失去生命，如果他们中最受压迫的群体不需通过跳楼自杀来向国家和社会表达他们的绝望，如果一个真正致力于兑现自己立国革命诺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希望的那样，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社会主义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纵使其媒体有“官方色彩”，又何妨？更何况，就像当年远在延安山沟里的共产党吸引到了像斯诺这样的西方进步记者一样，在与中国媒体的竞争中，西方媒体不但不会因为其对中国媒体“官方色彩”的贬损而得分，反而还会因为偏见而最终失去自己的公信力。同时，那些希望在中国（重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声音，即使在中国被边缘化和受到国家权力压制的情况下，相信也不怕没有国际资本和海外反共势力提供的媒体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