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历经磨砺，多年生聚，一路向好。但一些矛盾和问题也在滋生，正凝结成阻碍发展的困局。
一些人，尤其一些领导干部长期在一个误区里打转，认为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才是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而农业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落后文明形态。由此导致一些地方一些人谈农色变，得出离农越远，离现代化就越近的结论。这是一种广泛流行的认识误区。
人类文明有三大基本载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社会分工专业化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作为最早发育起来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共生共荣。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相比，农业文明提供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方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文明。农业文明不是落后、腐朽、该抛弃的文明，它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非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关系。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舒尔茨就曾质疑刘易斯的工业化发展思想，反对以轻视和牺牲农业来发展经济的做法，强调通过人力资本的累积和生产要素的再配置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
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继起性。后一层次的文明是在前一层次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农业文明为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美国就是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然后实现工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基于人类文明继起性的特点，文明的发展不可倒序。我们今天走的是刘易斯所说的外延式扩张，即先把工业、城市做起来，然后反哺农业的路子。其弊端已很明显，即仅靠政策输血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必须同时走舒尔茨所说的内涵改造的路子，像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一样，把诸多现代元素注入农业，培育农村内生性的物质基础，增强自身造血功能，让农业农村农民同时实现现代化。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有六个类型：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小农户。不论哪种类型，都离不开家庭经营这个核心要素。家庭既是基本经营单元，也是主体。但不少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强力推进土地集中连片，千方百计扶持所谓的龙头企业，搞大规模经营，认为政府和企业才是农业经营的未来主体，这是十分荒谬的。
农产品生产相对于工业产品生产有六大特点：不可间断、不可倒序、不可搬移、活的生命体、遵循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两个规律、结果只能最终一次性显现。这六大特点决定了农业必须以家庭经营为单位，这是古今中外农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小岗村的大包干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功能。农产品生产无法并列交叉作业，生产的继起性、周期性、季节性、地域性比较强，栽种、管理、收割等各阶段的劳动强度不同，要求劳动者有非常好的执行和协作精神；自然因素、外界环境等影响较大，同一地块的农产品生长都有差别，要求团队内劳动者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这些都要求整个劳动团队的每个劳动者都要尽心尽力，这样的劳动团队只有以家庭为单位才能做到。同时，农产品生产很少有中间产品，而且产品个体具有独特性。对具体劳动者在某一单独时期、某一批次产品的劳动质量、效率和重要性，很难具体衡量，而衡量不准就不能做到准确激励。如果进行全过程监督考核，其成本也高到无法承受，因此，农业必须由一个最佳利益共同体经营。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只有家庭能够做到在劳动分配中执行力最强、劳动最尽责、监督成本最低，也只有家庭能够做到在劳动成果和利润分配过程中矛盾最小、离心力最小。家庭是无与伦比的最佳利益共同体，只有家庭才能实现农业效益的最大化。
现代农业与农业现代化不是同一个概念，两者最根本的区别是追求的目标不同，现代农业追求的目标单一，就是经济；农业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体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
人类农业发展已经历了三种形态，即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原始农业就是刀耕火种的农业；传统农业就是在一个封闭的内循环状态下向前滚动发展的农业；现代农业就是打破了封闭的内循环格局，注入外力，拉长产业链的农业，就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和提升。现代农业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现代时期有两个主要标志，即注入了两个外力，一是化肥、农药的使用，二是用机械代替了人力畜力；后现代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拉长了产业链条，建立了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业服务业的一、二、三产联通，以及上中下游一体、产供销加互促的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就是我国现阶段农业现代化需要建设的产业体系。
农业现代化，农业是本体，农民是主体，农村是载体。现代农业只要求实现“本体”的现代化，这是不完整的现代化，“主体”和“载体”如果不能同时实现现代化，“本体”农业就无法实现现代化。只追求单一的经济目标，不追求五位一体的综合目标不是农业现代化。因此，必须重构农业现代化体系，重启农业现代化议程，做到“三体共化、十农并进”。三体共化，即作为本体的农业，作为主体的农民和作为载体的农村要共同实现现代化。十农并进，就是要从农村人才、农民组织、农民工、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土地、农产品与农资价格、农村金融、家庭农场、农村环境等方面共同建设同时推进。
总之，从理论层面上看，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应着力于“五个创新”：一是内涵创新，构建一、二、三产融合，上中下游一体，产供销加互促的产业体系；二是外延创新，实现“三体共化、十农并进”；三是目标创新，逻辑目标是土地产出最大化，不同于美国的劳动力产出最大化。综合目标是“五位一体”，不同于现代农业的单一目标；四是路径创新，外延扩张带动与内涵改造提升并重，刘易斯模式与舒尔茨模式并重；五是结构创新，重构农业生态系统。
“货币战争”的硝烟已经在世界弥漫，唯有九亿人口的中国农村还处在金融盲区。农村金融是农村生产生活的血脉，但从1997年开始，原来在农村设有网点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了降低成本，纷纷将分支机构撤离农村，对农村实行只存不贷，从农村“抽血”，输向城市、输向工业的一边倒方针。中国20多年以来农贷在全部贷款总额中的占比仅5%左右，而印度约在20%左右，高的年份达到25%，有关资料显示，印度农户贷款率为97.1%。印度进行过三次农业革命，过去吃不饱饭，现在成了农产品出口大国，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金融比较适合农业发展的需要。在印度，每3-5个村开办一个政策性银行，为方便贷款，力求给每家都开设帐户。刚组建不久的新一届政府又在猛推“大众金融计划”，即广泛开展为社会成员开户的活动，以此激发社会活力，创造创业环境。这值得我国借鉴。
目前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较快，全国8000多家都没有“身份证”，对其监管上也存在许多漏洞。因此，要解决农村“钱途”问题，政策性银行必须“伸腿下乡”，农村本土金融必须快速成长。1999年1月，国家一纸命令将4.5万家乡村两级合作基金组织全部砍掉，今天看来这是过于草率之举。如若当时进行规范整顿、扶持成长，中国今天的农村经济社会将很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在市场化、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潮流的今天，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让农民在货币战争的“正规战”中学会“游击战”，迫在眉睫。首先应大力发展各类农民互助金融组织，这是解决2亿多小农户资金奇缺最有效也是最成功的路子，各地应鼓励发展，放手发展，帮助发展，扶持发展。其次，从实践看，安徽农信社改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做法值得推广，全省83家法人机构中，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省社也在积极推进改制。截至2014年6月，全系统存款余额由2004年的712亿元猛增到5583亿元，增长了近7.9倍，贷款余额由513亿元增加到3713亿元，增长了7.2倍，不良贷款由39.3%下降到2.99%，历年亏损挂账得到全部消化，存、贷款占全省银行的市场份额也分别达到18.26%和17.26%，服务三农能力大大增强，累计无偿代发三农补贴4亿笔。金农卡、社保卡和ATM机市场份额均居全省第一。但在今后的发展中要保障为三农服务的职能须有一定的政策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