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整体布局的走偏，带来诸多结构性问题。
系统错位。人类农业有两大系统：草地农业系统和耕地农业系统。我国现在草地农业系统越来越萎缩，“以粮为纲”的“粮食情结”使耕地大举侵占草地，耕地农业越来越发达，草地农业逐步退化，而人类对肉食的需求又与日俱增，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由8：1：1变成4：3：3（即过去吃8斤粮1斤肉1斤菜，今天吃4斤粮3斤肉3斤菜）。同时，草地超载过牧达到36%，超载过牧又使草场不断退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给内蒙草地的补贴每年每亩仅0.16元，近几年虽大幅提高，每亩也仅3元。草地农业与耕地农业两大系统的错位发展，带来诸多隐患，一些土地亟待退耕还草，恢复自然生态。
格局错位。我国南方雨水充足，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中国历史上就形成了“南粮北运”的格局。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今天南方某些地方不再种粮。广东粮食自给率不足30%，福建、浙江不到40%。中国粮食连丰连增，主要靠的是水土条件差的北方的生产，地下水过度超采已使华北平原20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成为地球上最大的漏斗。为解决北方缺水问题，国家投巨资搞三条南水北调工程，专家测算，送到北京的水，仅成本价每吨就要30元，如果用这个水去种小麦，每斤小麦仅用水成本就高达15元。用“南水北调”的水种出粮食，再把粮食运到南方，这又是变相的“北水南调”。
利用错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链为“人吃种子、畜吃根茎叶”，然后人畜粪便还田作肥料。今天这一规律被打乱，动物与人争粮。2013年，全国养牛1.5亿头，羊5.6亿只，加上其他畜类和家禽消耗，饲料粮高达3.8亿吨，动物吃掉6亿吨粮食总产量的大半，近年来消耗量每年都以10%左右的幅度增长。按照传统养殖模式，一只羊日食3斤草、7个月出栏；一头牛日食15斤草、一年出栏。全国每年仅6亿吨农作物秸秆就可以饲养出数亿头（只）的牛羊。而目前的现实是，大家都急功近利，不喂秸秆喂粮食，从而导致农作物秸秆无处存放。农民为争种植茬口，一火焚之。政府为防焚烧，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围追堵截。应为农作物秸秆找个合理出路，一面采用新科技对其综合开发利用，一面恢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链规律。
全国六千多万留守儿童，加上两千多万随父母到城里漂流读书的孩子，这个群体成为中国未来农业的后备军。据江苏盱眙县调查，青少年案件中87.5%都是来自于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已成差生孩子和问题孩子的代名词，他们是时代的孤儿，社会的弃儿。儿童教育问题令人忧心。教育投入不足，全国推行撤点并校，现在学校由原来的50多万所撤并到20多万所。农村小孩面临着新的上学难问题。有关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家离学校的平均距离10.8里，初中生35里。农村教育落后导致严重后果，5亿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7.8年，1亿多初中生不能上高中，直接步入社会，使我国的农业后备军科学文化素质难以提高。
近年来，日本实施接班人计划。1993年，日本制定《农业经营基强化法》之后，农地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向“认定农业者”集中。“认定农业者”指那些在改善农业经营效率和扩大规模上有积极性的农业经营者，政府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募有志于此者然后对其进行培养，由市町村进行选择和认定，被认定者即可获得诸多农地经营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即将有600多所本科院校改成职业技术学院，这是一件符合中国实际的好事，但不应“一刀切”。农村教育，尤其贫困地区、农业大区的教育，应改变千军万马挤一条独木桥的现状，由精英教育模式改为生存教育模式，让大多数孩子从小就学习掌握一门生存发展的技能，以此培养大量的留得住、用得上的乡土人才。印度有一万多个教育机构，80%以上都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美国正在开展“工匠运动”，在社区兴办“工匠空间”。奥巴马6月18日举办“白宫工匠嘉年华”活动，国家拟拨1250万美元作为奖金，奖励全国工匠教育和培训。国家把这项活动作为培养制造业人才的平台。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后打工族”是指由于年龄、身体、技能等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返回家乡重新务农的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的生存状态关乎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和中国现代化的质量。他们是被城市“干完活走人，市民权免谈”的“野蛮”政策遗弃的一族。
北京有800万北漂，但每年只有18万转户口指标，户口已炒到70万一个。积分制是一条入户通道，但上海、深圳、广州等实行积分制的城市，一年靠积分入户的仅3000个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普遍向往城市，有回乡意愿的仅占7%，但现实是在城里买房的仅占0.7%，这两个“7”的巨大反差值得社会各界深思。从表面上看，“后打工时代”表现为用人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背后隐藏的，却是现行的农民工体制无法保证他们在年轻时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型这一问题。由于各方面都不愿意支付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所需的成本，大多数农民工来到城市之后，无法实现“能力再造”，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等方面的权益，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的、机械的、低水平的劳作，通过出卖体力和青春换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机会。一旦没有体力可出、青春可换，那么“回家”也就成了农民工唯一而又无奈的选择。
这个群体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职业病问题。全国有两亿多职业病患者，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农民工群体。一份调查显示，职业病患者的农民工，其中85%都在自己的家中死去。在人生面临生与死两大关头的关键时刻，身处何处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在家还是在医院是生活质量的根本体现。如果若干年之后这些人职业病高发，打工挣的钱也已花光，那不光是他个人的痛苦，更是家庭的负担、社会的包袱、政府的责任。上亿患者对农村农业的拖累，今天很难想象出会在未来给社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他们手无余钱，身无长技，体弱多病，社保无份，务农无力，他们是典型的“裸老族”。如何安放他们的晚年，是社会面临的严峻课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首席专家、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