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意义上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至少包含着三重意蕴或维度：目标、过程和思维。“目标”是希望达到的结果或状态；“过程”是现实性展开与进程；“思维”则是指对于绿色变革需求、合理性与动力的激进阐发。那些单向度层面上的绿色变革并不等于一场“绿色革命”。不仅如此，当代世界中的“绿色革命”，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或导向对现代工业（城市）文明反生态本性的实质性否定或超越。换句话说，那些渐进性或枝节性的绿色改变也不意味着一场“绿色革命”。依此，我们不仅可以较为准确地理解欧美国家正在发生着的所谓“绿色革命”①，也可以更为明确地认识到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应对中引入一种革命性思维的重要性。
欧美“绿色革命”：另一种神话
对于当今欧美国家的生态环境状况，碧水蓝天、鸟语花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无需引用太多的数据资料来论证或辩驳。真正的问题是，一方面，这些国家究竟是如何实现这样一种“华丽转身”的，另一方面，它们现实中的社会与自然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呈现为一种合生态化的样态或特征。
就前者来说，众所周知，即便在20世纪50、60年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都遭受着严重大气（水）污染的折磨，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就发生在所谓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但自那时起，大众传媒和公众环境参与、环境立法与行政监管、环境经济与技术创新、环境国际合作、区域一体化等，所有这些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构架下能够调动的元素，都逐渐成为了生态环境问题应对的积极性力量。结果是，国内环境标准或监管力度大幅度提高，导致这些国家的剩余资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最先是亚洲“四小龙”）的大规模转移。国内的推动性力量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拉动性力量相结合，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主要动力。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欧美国家主要城市的生态环境状况已发生重大改善，标志性变化是泰晤士河恢复鱼类生长和莱茵河治理初见成效。总之，尽管欧美之间、欧洲内部之间的动力机制有所不同②，但它们都成功地利用了市场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性潮流，实现了污染性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转移和转型，从而处在了一个更为绵长与宽广的经济发展链条的顶端或上游，并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原初意义上的工业污染难题。比如，2004年加入欧盟的波兰，至少从笔者的比较观察来看③，其生态环境质量已显著改善。究其原因，一是相对稀疏的人口分布，作为首都的华沙只有不到两百万人，即便在核心城区也有着大片的林草地，点缀在居民社区建筑群之间；二是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尽管为此付出了一定的社会（公平）代价，传统产业关停与环境质量改善之间的置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如今虽是中东欧最大的经济体，但波兰正在迅速成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三是欧盟环境法律与规制的积极影响，欧盟“胡萝卜加大棒”的战略，使波兰半强制、半自觉地迅速适应经济活动的社会与环境规约。
就后者来说，我们又必须看到，欧美国家并未做到根本性改变其主流性的经济发展与生产生活方式。初看起来更为高端的产业与经济结构（比如金融性行业和信息性产业为主导），是无法脱离、甚至要依赖于其它国家的低端性实体产业与经济的。也就是说，从全球的视野看，这些国家所实现的不过是一种对它们更为有利的国际劳动分工，并通过这种分工把原来发生在本国境内的环境代价转移到了新兴经济体国家。更进一步说，这种高端化的产业与经济结构，并没有改变资本主导下的反生态性社会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只不过采取了一种更为曲折或隐蔽的形式。而如果我们引入目前已被广泛接受的“生态足迹”概念，那么，这一切就会变得更加清楚。只要把地球而不是民族国家作为观察点，我们就会发现，欧美国家公民的人均资源或环境耗费水平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所变化的只是，他们把那些最突出的资源和环境耗费环节“置放”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