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也许是瑞典和新西兰。它们都是人口稀疏、经济现代化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同时也被广泛认为是世界各国的“绿色榜样”。但就瑞典的情况来看，一方面，至少在瑞典北部，更突出的问题似乎不是来自环境，而是缘于人。一位瑞典同行颇为自豪地告诉笔者，瑞典的国土是让森林居住的，而不只是服务于人。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幅幅“人在自然中”的和谐画面，尽管这种过于稀疏的人口分布和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只会增加居民个体的人均资源与环境耗费。另一方面，真正激进的绿色变革并未发生。比如，“北电南输”的能源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瑞典产业与经济结构的环境不友好性一面，而在瑞典北部的大规模矿产开采则进一步彰显了对萨米少数种族的环境（社会）正义关切。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绿色典范”的国际形象所带来的，可能是主流公众的一种自我满足感与保守心态，而不是进一步生态变革的推动力。④
综上所述，欧美国家生态环境问题应对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确实很多，但却不能将其绝对化或“神话化”。准确地说，它们所提供的更多是一个生态现代化战略（“生态改良”）的成功故事，但却很难称之为一个已然完成的或名副其实的“绿色革命”。其一，欧美国家所谓“绿色革命”的革命性意蕴是有限的，至少不能在现代化模式或文明道路替代的意义上来加以描述。从当今欧美社会的现实来说，我们还远不能认为，西方工业文明已经实现了一种基于可持续性的重构，相反，更多学者从不久前发生的经济危机中所得出的看法是，西方社会结构性变革的节点也许正在到来。⑤
其二，欧美国家所谓“绿色革命”的可复制程度是有限的，并不具有地理意义上的普遍性。除非人类社会的地球生存空间和人类社会内部的层级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生态现代化战略的实施范围和程度总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地球整体的生态环境负载的不断加重和人类社会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终将会使生态环境代价的外部转移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虽然还不能说生态现代化战略的潜能已经耗尽，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来说，重复欧美国家的绿色变革道路正变得日趋艰难。
世界性能源转型的革命性意义
过去20多年国际环境政治的焦点无疑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为落实这一公约而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基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京都议定书》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即在2008～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平均要降低5.2％（具体而言，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削减８％，美国削减７％，日本和加拿大各削减６％），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没有规定约束性的减排指标，只是原则要求其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
从表面上看，2009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构成了这一公约和议定书贯彻落实中的严重挫折性转折点，甚至可以认为使之“名存实亡”。但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全球性环境议题的超国家应对与管治，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环境政治共识。换句话说，对全球性环境议题的主动介入，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基本要求或标识。另一方面，以气候变化减缓和抑制为直接目标的公约与议定书落实，已然演进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能源结构的革命性转型。可以说，一种基于环境考量的去化石燃料化能源革命正在悄然发生。
就前者而言，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已走出僵持困境，并达成了2015年前后缔结一个替代性协定的明确目标。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几乎同时宣布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采取重大决策，就是这一国际背景下的大国姿态或政治宣示。而从2014年6月举行的首次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来看，不仅参会代表众多，而且谈判过程异常激烈——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虽然仍在持续，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立场协调正变得愈加艰难。这充分表明，环境议题将在全球管治议程上变得日益重要，环境难题将日益采取一种整体性的、一致性的和平衡性的方式来加以应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将成为全球环境管治中的重要考量，国际层面上的环境代价外部化将变得越来越困难。⑥由此而言，我们必须承认，全球环境管治的制度化仍是一种更加主流性的发展趋势，哥本哈根大会所遭遇的那种挫折更多是一种阶段性或情景性的结果。⑦
就后者来说，尽管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或妨碍性因素，比如来自欧盟层面和其它成员国的推动力相对不足，但由德国等核心欧盟国家所领导的能源结构转型已取得重大进展，而且雄心勃勃。以德国为例，从2020年到205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分别与1990年相比减少40%和80%～95%，可更新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和电力的比重将分别从18%和35%提高到60%和80%。也就是说，到2050年，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消费在德国电力供应中的比重将只有20%左右。所以，德国学者更多讨论的，是随着可更新能源比重迅速上升而产生的能源供应稳定性问题和新型环境风险。⑧相比之下，我国尽管包括水电、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等在内的新能源发展突飞猛进，但煤炭占能源消费和电力供应的比重依然居高不下。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各种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变化是，煤炭从69.3%下降到67.5%，原油从22.1%下降到17.8%，水电从5.3%提高到7.2%，天然气从2.4%提高到5.1%，核能从0.8%提高到0.9%，可再生能源从0提高到1.5%。可见，到2013年，我国经济依然严重依赖化石能源，而煤炭消耗的比重十年间只下降了2%，火电在中国电力装机容量中的比重则维持在75%左右。而依据中国工程院“中国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课题组的研究结果，⑨为了实现到2050年基本完成由以煤为主的向以油气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我国需要逐渐将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降低到50%～55%（2020～2030年）和30%～35%（2050年），但需要把石油天然气的比重逐渐提高到30%～40%（2020～2030年）和40%～50%（2050年）。但显而易见的是，至少与德国相比，我国届时仍将是一个更高化石燃料依赖的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