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对一种经济先进性的衡量标准已由过去单纯的经济（技术）效率——主要体现为对自然资源的工业加工与商业营销水平，转向同时考虑经济结构转型基础上的生态环境风险规避——更自觉地考虑经济活动本身的社会公共与生态健康责任。换句话说，除了更高效节约的自然资源开发加工效率，更高可更新能源比重或低化石燃料依赖的经济，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经济竞争力更强、生态安全系数更高的强势经济。依此而言，我们绝不能空泛地谈论欧洲经济竞争力甚或其本身的衰弱，相反，由德国等核心欧盟国家引领的“绿色转型”（它们通常自称为“能源转型”或“可持续转型”），仍然代表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
对当代中国来说，能源转型的革命性同时体现在迫切性和挑战性两个方面。对“迫切性”的最好诠释，是近年来变得渐趋严重的大面积国土雾霾现象——已经远不再是一个仅限于城市或华东地区的问题。不管雾霾的具体成因机理如何（比如哪些污染物发挥了何种程度上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严重煤炭和化石燃料依赖的能源结构是最直接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实质性改变当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和控制过快增长的能源消费总量，无论出台多么严厉的节能减排政策，都很难短期内消除或战胜雾霾。更为重要的是，能源消费的低端化和粗放化，只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与生产生活方式的“资源浪费性”和“环境不友好性”的一个侧面与缩影。雾霾之外的严重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国“高投入、高产出、高耗费、低品质”经济链条中的一个“必需性”环节。如果没有对整个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升级”，就很难实现对诸多区域性、复合性生态环境问题的源头控制与治理，也就很难真正解决那些看起来只与能源消费相关的难题。
“挑战性”的直接涵义当然是实现这样一种转型的难度。我国的能源结构禀赋（煤炭储量相对丰富）、多元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东中西部之间形成了一种梯度互补）、国际能源供应格局及其变化（油气资源的供应似乎呈现出一种相对平稳的局面）⑩，都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的抑制性因素。更重要的是，能源问题在当今中国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稳定与民生问题，因而很容易转化为社会政治问题。国家能源结构转型的大政方针往往会与某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要求发生冲突，而后者则经常会借助于社会政治稳定等非产业性、经济性的理由加以“规避”。应该说，我国在包括能源结构等方面转型升级上所遭遇的诸多掣肘，多少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逻辑。
总之，某一种能源的出现或消费量变化，未必一定会导向一种新的人类文明，但作为人类文明原动力的能源结构的重大改变，几乎肯定会具有文明重塑的革命性意义。只有当把能源转型置于一个更为宽阔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背景下来理解时，我们才会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作为一种革命性思维的生态文明建设
如果上述所论成立，那么，无论是就客观必要性还是现实挑战性来说，当下的中国都更应该开展一场完整意义上的“绿色革命”。
首先，我们所面临着的生态环境问题其实与欧美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不是一种发展阶段性的差异，而是一种发展结构性的困境——换句话说，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问题更多体现为或由于我们无意间接受了一种反生态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并已成为这种模式主导下的世界经济增长链条中的一个“必需环节”。因此，简单地相信“欧美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从现实可能性上来说并不可靠。更为可能的也许是，我们不得不把生态环境代价外部化上日渐增强的困难，主动转换成为经济结构转型与重建上的内源性动力，而这种转变的核心就是重构我们的发展、经济、甚至是进步等概念本身——这显然是革命性的。
其次，我们所面临着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明显是一种综合性或复合性的难题。除了环境问题自身的类别、地域之间的高度混合或交叉。这意味着，欧美国家过去曾颇为有效的“发现问题、寻求技术方案、解决问题”的应对思路，已经很难奏效。令许多人不解的是，雾霾现象已被发现数年，但我们对雾霾的具体构成和成因依然莫衷一是，更不用说采取系统明确的应对之策，其彰显的正是我们学科分化的现代科技和条块分割的现代行政的环境认知与管治缺陷。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环境挑战的有效应对，足以构成我们行政管治与科学认知层面上的一种革命性转向。
由此很容易得出的一个结论性看法是，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对这样一种“绿色革命”的恰当概括。11更具体地说，其一，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既“深绿”、又“红绿”的激进环境社会政治理论。无论是对自然生态独特价值的道德认可与尊重，还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的政治重构，都必然意味着对资本逻辑和市场至上法则的前提性质疑或限制。尽管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基于不同的前提性假设，但它们分别强调的个体价值观的革新和社会制度体制的重构之间并不存在着矛盾。相反，它们是任何革命性绿色变革成功的“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