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生态文明建设是种绿色左翼的政党（发展）政治意识形态。将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相结合，是当今世界所有左翼政党的共同选择，尽管相互之间的用词与阐释有所不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像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合理性与正确性的辩护将会逐渐从物质富裕转向公众生活质量与社会公平一样，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理解与阐释也将会逐渐从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演进到内在地包含生态环境质量。
其三，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承继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精神的综合性哲学思维。以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为特征的历史悠久的华夏文明，不仅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合生态化特质，而且孕育了一种博大精深的综合性或有机性的哲学思维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提法，就是这样一种中国式哲学思维的生动体现。
但笔者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已然全面铺开的生态文明建设注定会成为一场全面意义上的“绿色革命”，更无法保证这样一场革命——如果确实发生的话——一定会取得成功。正像人类文明变革史上所多次发生的，任何成功的文明革新都同时需要来自主客观的条件。一方面，在客观条件上，生态环境问题应对的“浅绿色”（或者说“生态资本主义”）的政治思维与战略依然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相应地，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任何激进的环境政治社会理论和实践，都将会依附于这样一个大的框架，或者在试图打破这个框架的过程中遭到抑制或孤立。举个例子说，如果我国真的大张旗鼓地采取绿色交通的国家战略，那么，最先出面游说或抵制的恐怕不是我们的地方政府或人民群众，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型汽车制造商及其隶属国。也就是说，任何时候的任何革命都是颇具风险性的事业，绿色革命也不例外。也正因为如此，实质性变革意义上的“革命”，往往不会是一个主流性（中心性）大国的明智之选。
另一方面，就我们自身而言，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革命性意蕴，尤其是对资本主义体制与思维的替代性一面，国内学术界与政治精英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更缺乏必要的政治共识12。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并将其写入了修改后的新党章。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笔者看来，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或话语，我们还依然缺乏一种更系统充分的理论阐释，更缺乏一种广泛的大众性民主讨论——前者使目前的许多学术研究停留在政治宣传的层面上，后者则使占最大多数的人民主体难以主动响应。而多少让人担心的是，三中全会《决定》对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行动部署，一旦离开更为整体性的总体背景，很容易将生态文明建设简化为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层面上的解读。因此便不难理解，就像讨论当代社会政治议题时所经常发生的那样，包括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内的知识精英并不怎么明确什么是左翼立场，以及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一种左翼立场（假定大家并不从内心歧视或拒斥左翼立场）。笔者认为，在生态文明建设议题上，这种情况也并非个例。
回到笔者在本文开端对“绿色革命”所做的界定，相比欧美国家的“浅绿色”实践尝试，我国有着更多的理由或条件使当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革命”，但只有在把各种生态环境难题的应对置于一个更为宽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整体背景与语境之下时才会成为可能。而笔者更想强调的是，相对于“绿色革命”的进程与目标向度，更为迫切的逻辑性前提是话语，如果我们终将无力构建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绿色革命话语，那么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AZD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