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多是自下而上的危机驱动型，当体制弊端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大，“法外”行为越来越多，中央就必须下决心进行改革。但是这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似乎是一个例外，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完成，业绩也不错，在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依据是什么？应该怎么改？阻力又在哪里？
“混合所有制”改革消除国企发展负外部性
从1978年开始，我国实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承包制等改革举措，将在计划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国营企业”推向了市场。1993年开始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推进了公司制和股份制，引入外部股东。到本世纪初，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建立，企业治理水平得到提升。
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仍然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效率不高、创新意识低下、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恶劣、行政垄断和市场干预过多等。在宏观层面，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尽头，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靠创新驱动。国企的僵化机制不仅会导致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还会拖累整个经济的转型升级。
国企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提高绩效。由于“所有者缺位”，国企管理者缺乏足够动机提升企业绩效，这个问题可谓是套在国企身上的魔咒。许小年等经济学家的经验研究表明，企业的国有股权比重越高，企业的总体业绩越差，在竞争性行业中尤其如此。我们的日常观察也经常能够印证这一点：国有企业中存在人浮于事、官僚作风等不良现象，对市场反应迟缓等问题十分明显。在国有企业中适当的“国退民进”，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不过现有研究大多是基于上市公司的数据，而在上一轮的国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中，能够率先上市的大多是业绩较好的国企。由于发行价格不得低于每股净资产，只有绩优企业才能卖出较多的非国有股份，因此国有股比重较低。这样就形成了所谓“内生性”问题，导致国有股比重较低的企业业绩较好之类的“伪因果关系”。但是这种现象并不足以否定国企效率较低的特点，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过高的国有股比重仍然会降低企业绩效。
例如腾讯公司是一家没有任何垄断资源的民营企业，在短短16年时间里，迅猛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市值达万亿人民币。相反，拥有巨大垄断资源的电信运营商们，在移动互联领域几乎毫无建树，满足于固守传统通讯业务。两者的对比，不得不让人感叹市场机制的惊人力量。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的确有部分国企的业绩十分优秀，然而除了少数“能人现象”，多数国企的业绩依赖政府支持，特别是行政垄断。我国最赚钱的公司经常被国企包揽，特别是金融、石化、通讯等巨无霸企业。这些行业一般存在进入壁垒，包括看得见的行政许可和看不见的“玻璃门”。很多国企虽然承担一些政策性任务，但是各级政府的支持对业绩影响更为显著。
国企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改善市场环境。依靠政府特殊支持而形成的业绩不是真效益，甚至可能是有害的。政府是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应介入游戏本身。对国企的特殊支持意味着对民企的歧视，不利于形成公平的市场环境，不利于鼓励企业家精神，从长远看更不利于经济发展。总之不能因为部分国企业绩不错，就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必须看到国企发展的“外部性”。
自上而下式“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四个着力点
目前多数中央级国企和不少地方国企都已进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企业已经实现了混合所有制。那么，中央重新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着力点在哪里？
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要点是大幅降低国有股比重。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国有股比重较高，平均在75%左右，也就是说，各级政府对多数国企有绝对控制力，非国有股东不可能对企业经营产生显著影响。这种状况下行政干预企业经营不可避免，既损害企业效率，又破坏市场环境。不大幅下调国有股权比重，就很难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在目前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存在“最优”的国有股权比重。根据对国有企业财务数据的相关分析发现，如果仅关注财务绩效，最优的国有股权比重应在40%以下，具体取决于财务指标的选取和行业特征。该研究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在绝大多数行业，国家应放弃对企业的绝对控股权。
对于高度竞争性行业，如轻工业，除非存在国家安全等非经济因素，都应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权比重，甚至考虑完全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范围是不断变化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范围会逐渐扩大。也就是说，适合纯市场调节的行业会越来越多，而国家需要直接介入的范围则会越来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