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村实城的“超级村”。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以华西村、永联村为代表的“超级村”相继出现。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迅速发展，一大批经济实力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超级村”迅速崛起，处于持续发展状态，俨然已成为我国基层农村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为一种新的村庄形态，“超级村”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村镇，又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而是表现出诸多中间性特征。这些超级村庄大多以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方式存在，但又保留着传统村庄的一些特色；既保留着村委会这一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又执行着“准政府”的各项职能，还在国家与村民的关系中起着中介的作用；既步入了工业化的社区，还保留着乡土社会的某些生活秩序和原则，表现出亦城亦乡的特点。与普通村庄相比，“超级村”在经济结构、集体收入、人口构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各方面都大不相同。一是“超级村”大都拥有自己的集体企业，且产值巨大（产值大多上亿甚至上百亿），形成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农经济结构，工业产值或非农产值已占村庄全部产值的绝大多数。对这些村庄而言，农业已不是主导产业。二是已经形成稳定的可用于村政和公共、公益事业的“村政”收入。三是村庄的人口成倍增长，聚集大量的、甚至有的已超过村民人口总数几倍乃至十几倍的外来劳动力。虽然外来人口大多是“打工者”，没有本村户籍，与村民有严格的身份上的差别，流动性很大，但其作为总体，已经有较为稳定的规模，成为村庄的“准村民”。四是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公益事业发展迅速，村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在形成①。
“超级村”在发展扩张进程中，大多经历了合并周边村庄的过程，成为原始村民和新加入村民聚居的“共同体”。而且，这些“超级村”已经实现了城镇化，且大多已经超过周边乡镇的发展水平，成为地方事实上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服务中心。“超级村”的大量出现和表现出的新特征，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许多新挑战。
城市夹缝中的“城中村”。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发展的阶段性，往往中心地区优先发展成为城市，而相对偏远一些的郊区就演化成为“城中村”。“城中村”，大多是指在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位于城市边缘的农村被划入城区，虽然在区域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土地权属、户籍、行政管理体制上仍然保留着乡村模式的村落，也被称为“都市中的村庄”。按照距离市中心的远近和农地拥有情况，“城中村”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处于繁华市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二是处于市区周边，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三是处于远郊，有较多农用地的村落。
处于城市夹缝中的“城中村”，虽然在地域上已然成为城市的一份子，但与真正的城市相比，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卫生等依然十分落后。“城中村”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城市管理，制约着城市的发展，也改变了村庄原有的特性，给村庄治理带来了许多新问题。
乡村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在传统农村社会中，旧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在推动农村进步、农业发展、农民富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新型农村社区、“空心村”、“超级村”、“城中村”等新情况大量出现，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传统“一刀切”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2013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但是，旧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却严重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的新挑战。首先，致使部分村民“上楼致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往往伴随着农民“上楼”，在此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地方政府对农民房产、宅基地补偿不足的问题，而农民往往还需要额外掏钱购买楼房，加上“上楼”后农民生活成本的提高，会造成“上楼致贫”的不良后果。而且，农民“上楼”后基本上会脱离土地，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务农收入，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能解决好农民上楼后的非农就业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就成了老大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