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模式的四大转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商品房小区，又被称为新型社区。它们有别于传统的单位制社区，由此推动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
社区治理主体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在传统社区，治理主体基本上是单一的居委会。虽然从法律上看，它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但其主要工作基本上都是忙于政府下派的各种行政事务，被普遍认为行政化色彩浓厚。而在新型社区，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变和国家有意识地推动，除了居委会这一传统组织外，出现了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后者在管理社区物业和美化居住环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在不同的社区，它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受到了来自开发商和政府的影响，但也有一些社区的业主自发组织起来，成立新的业主委员会，聘请新的物业管理公司，自治色彩较浓厚，在维护社区物业和实行公共事务共同治理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性，从而打破了由居委会一统天下的治理格局。除此之外，进入新世纪，在一些发达地区，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逐渐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政府有关部门有目的地孵化社会组织，或从外部引进诸如社工机构这一类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或组织公民议事会让普通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来。这一切都表明，单一治理主体的传统城市社区治理格局逐渐被打破，社区治理正在朝多元主体的方向发展。
社区公共服务由单一的行政化供给向多元化供给转变。传统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主要由居委会行政化供给，公共服务的内容包括社区秩序的维护、协助政府处理一些涉及社区的事务以及传递各种政务信息，服务内容相当有限。而时下的不少城市新型社区，除了负责传统的行政化公共服务供给外，还增加了不少新的公共服务供给。如政府通过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引进社工服务，在弱势群体关怀（如孤寡老人的照顾、残疾人员的照料、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族群融合、社区文化活动和人际冲突解决等方面发挥作用。此外，不少地方还形成“社工＋义工”的模式，即除引入社工服务外，还大力发展志愿服务，以满足社区居民的一些特殊需求。在一些存在自发成立的业主委员会的社区，则出现更具个性化和特色的公共服务供给（如社区公共物业的保值增值）模式，其自主性也更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加符合社区居民的需要。
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由领导与被领导向相互平等转变。在过去，城市社区普遍不存在具有独立性的社会组织，政府与社会组织、居民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社区居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或其代理机构提供的公共服务。而现在，由于前述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出现，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逐渐形成了相对平等的合作关系。在一些发达地区，除了仍然存在政府与居委会之间的传统关系外，还存在由引进的社会组织设计甚至孵化社区公共服务项目，让政府从中选择，并采取向社会购买服务的形式，从而改变了过去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者之间就有可能形成相对平等的合作关系。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组织在牵引着政府服务内容的创新与发展，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彰显。
社区管理体制由政社合一向政社分离转变。过去，我国城市社区的管理体制是政社合一的，即街道办事处依赖居委会从事各种行政管理事务，居委会自治职能弱化，成为政府的代理人。近年来，我国很多城市都在进行街居管理体制改革的尝试，力图规范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组织的角色职能，使社区自治组织从行政事务中脱离出来，实现政府依法行政管理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典型的表现是“站居分离”，即社区设立公共服务站，由政府工作人员负责提供政务服务，而居委会则专门负责社区自治事务。
诱发公权力侵蚀社区治理格局的传统观念
然而，上述变化还只是初步的和局部的，对于大多数中国城市社区而言，还没有真正从传统的治理格局中走出来。在一些落后地区，仍然延续着传统的政社合一的社区管理体制，政府包揽了社区的公共事务，多元主体和多元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尚未形成，造成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者政府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偏离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继而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在一些地方，虽然形式上实现了政社分离，如设立了社区服务站，但实际上，“站居”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政府一家独大；也有一些地方，如新近实现城镇化的地区，进行了“村改居”实践，社区存在了多个权威主体，包括党支部、居委会、服务站、股份公司等。但由于财政资源不足，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短缺，使前三个主体的权威性无法树立，最后又不得不回潮，重新走上政社不分、政经不分的老路。即使是在前述的已经形成多元主体治理格局的社区，也仍然存在行政主导过强、社区自治力量偏弱或者社区自治力量处于从属地位的情况。更有甚者，社区社会组织出现了行政化的倾向，承袭着公共服务科层供给的旧有模式。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传统的管控型社区治理的观念难以一时扭转，进而导致政府职能转变举步维艰；传统的重经济轻社会的片面政绩观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不重视社会建设，投向社会建设的财政资金不足；政府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不强，虽然从观念上接受了多元治理的模式，但缺乏配套的扶持社会组织发育的政策和措施，从而限制了社会组织的成长空间；在法律上缺乏相应的对政府与社会职能边界的界定，使公权力可以随意侵入到社会自治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