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超战略与建设优先
中国是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开始工业化进程的,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与政局动荡,工业生产能力与基础设施建设都非常落后,政权建立后的理性选择必然是提高工业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外部环境充满敌意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就自然选择了准军事化的路径,也即自然经济向计划经济让路,农业向工业让路,农村向城市和工厂让路,体现在经济利益上就是工农产品间巨大的剪刀差,体现在管理方式上是指令性计划为主,体现在效果上是投入大、产出低,体现在经济结构上则是重工业高速增长,轻工业发展不足,农业发展服务于工业发展。这时主要的投资主体是国家,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都是国家这个投资机器上的部件或零件,个人利益也完全服从团队及整体利益。由于委托代理链条长,信息不对称情况非常严重,听命和服从是从上到下的基本要求,所以容易出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当然创造条件是一种能动的表现,但多数情况下容易成为一种反智主义的冲动行为,最典型的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大跃进口号下的全民炼钢和数千万人因食品缺乏而非正常死亡。
由于在这种体制下容易形成极端化倾向,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提出了要处理好十大关系,陈云提出了财政、信贷、外贸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甚至后来人们总结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条客观规律,但总体而言,由于错误总是在发生之后甚至产生很严重后果后才会发现并慢慢纠正,经济政策就总是在发展与调整的过程中波浪式交替,产业行业越多,技术越复杂,决策失误的发生概率就越高。这种发展模式的动力源来自高层,其经济行为常常需要运动式的政治动员,服从者获得政治激励,给予政治荣誉和政治地位奖励,如王进喜、陈永贵等人因是全国劳模而成中央委员,对消极参与者则给予种种打击,甚至认定为破坏分子,这种状态下激励约束机制都会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状态,这也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不得不转向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原因。